直至將我們的敵人從共和國的領土驅逐出去的那一刻前，所有的法國人都須時刻準備著為軍隊所用。年輕人奔赴前線；已婚男子鍛造武器和運輸補給；女人製作帳篷和衣物，並照顧傷患；兒童將舊亞麻布製成紗布；老人則前往公共廣場鼓舞軍人士氣，宣傳共和國的團結，鼓動對國王們的仇恨。
1793年8月23日國民公會發布的《全民動員令》乃是“全民皆兵”的終極體現。這一理念，正如1789年有革命者言簡意賅地所提出的那樣：“凡公民皆為軍人，而軍人皆為公民。”通常認為，《全民動員令》標誌著18世紀的有限戰爭向革命戰爭的轉變，覺醒的公民們投身法國大革命，迎難而上，擊敗了歐洲舊秩序的軍隊。“戰爭，”普魯士軍人、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寫道，“突然再度成為人民的事務，三千萬之眾，人人皆視自己為國家公民……此刻起，一切資源都不再有任何明確限製……也因此，敵方變得極為危險。”不過，法國直至1812年的成功秘訣裏，人民革命動員(諸如思想信念、戰場新技術以及革命政府發掘法國社會的能力)究竟扮演了多大角色，引發了此後曆史學家們的懷疑。
對民族認同和民族主義的明確把握，在1789年前數十年便已現雛形，並於大革命期間最終成熟。法國革命的民族主義是建立在合法政府隻能從法蘭西民族中產生這一理念上的(這正是拿破侖加冕後自稱“法蘭西人的皇帝”而非“法蘭西皇帝”的原因)，一係列政權無一不在竭力鼓動公眾的愛國精神。在此進程中，他們的確激勵了許多民眾投入聲勢浩大的運動中，尤其是在岌岌可危的1792—1794年間。當戰況愈演愈烈時，這樣的運動無疑具備某種道德上的影響；隨著戰況愈演愈烈，在法蘭西的對手之間亦會出現類似的“倒影”。女權主義革命家希羅瓦涅·德·梅裏古(Théroigne de Méricourt)[1]曾經腰間別著手槍出現在國民公會上，她強烈要求法蘭西女性獲得組建“亞馬孫軍團”(Legions of Amazons)並參戰的權利。由於女性沒有政治權利，自發地為祖國(patrie)而戰則成了獲取完整公民權的一種方式。男女公民籌集著“愛國捐款”，並將其呈予公會、以助戰事。有的女性特意仿效古羅馬貴婦於國家危難之際放棄華服的事跡，捐出了自己的珠寶首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