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塞維茨有一個小小的願望，那就是寫一部“兩三年之後不會被世人遺忘”的作品，起初這個願望幾乎沒有任何能夠實現的跡象。他的遺孀在他去世後的1832年出版了他的作品，這一版作品得到了人們的重視，但影響甚微。1867年，一項對歐洲軍事文獻的調查得出了一個這樣的結論：克勞塞維茨“廣為人知，但很少有人閱讀”。如果不是普魯士對奧地利和法國軍事勝利的締造者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戰爭論》可能早就被人遺忘了。在1871年創建德意誌聯合帝國的俾斯麥取得勝利之後，他告訴人們，除了《聖經》和荷馬史詩之外，對他影響最大的就是克勞塞維茨的著作。
有了老毛奇的認可，克勞塞維茨的著作立即流行了起來。1873年的一本德國軍事期刊裏便曾宣稱“克勞塞維茨在德國贏得了軍事研究方麵的最高權威地位”。這一雜誌還寫道，1866年和1870年的兩次戰爭表明，“紀律嚴明、武器精良、戰術得當、行軍部署良好，鐵路、供應和通信設施安排得當決定了戰爭中的一切，這種純粹的工匠式精神在軍隊中如此普遍，主要歸功於克勞塞維茨給軍隊帶來的顛覆性的理論”。克勞塞維茨所顛覆的是形式主義的軍事戰略，在1870年之前，參謀學院通常教授的就是這種戰略，其主導地位得益於有影響力的若米尼，他於1869年去世，享年九十歲，他的教材組織良好，已經被翻譯成歐洲所有的主要語言。若米尼的學說直接影響並塑造了法國、俄國和美國軍隊的學說理論，同時通過他對普魯士的W. 馮·威森(W. von Willisen)和英國的E. B. 哈姆利的影響，也影響了這些國家軍隊的許多思想理論。後來的權威人士魯道夫·馮·卡默勒(Rudolf von Caemmerer)帶著接近於恐懼的口吻寫道：“要不是克勞塞維茨，若米尼很可能就成了老毛奇的導師。他把我們從所有理論從裝腔作勢的因素中解放了出來，並向我們展示了什麽才是真正重要的核心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