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法國開始改革，教會很難毫發無損，這一點所有人都很清楚。在1789年春季的陳情書中，三個等級一致要求宗教生活的組織和運作要有所改善，步入理性化的軌道。教士作為法國的第一等級，本想在這個過程中充當領導角色。一開始他們確實走在前麵。在1789年6月，是教士代表首先打破了“特權等級”的身份，從而開啟了三級會議向國民議會轉變的過程。他們這麽做是以上帝之名回應第三等級的訴求，而且饑餓的民眾正飽受煎熬得不到救濟，他們希望解除發放救濟的障礙。沒有證據顯示，作為國家的一個單獨等級，他們會放棄教士的地位，也沒什麽可以證明，對於任何可能傷害到教會或者宗教的行為，他們準備放棄否決權。但就在短短幾周的時間中，他們喪失的東西遠遠超過了原有的優勢。在8月4日之夜的宣誓中，也許沒有哪個團體比教士遭受的損失更慘重了。巴黎的神父不僅失去了什一稅、教區會費，而且也不能再通過兼職將可憐的俸祿積少成多。當時教士提出過賠償金的問題，但是被拒絕了。主教們和各色教會組織，包括慈善和教育機構，都失去了他們原來可能得到的封建稅費，這筆錢往往數目可觀。後來議會投票通過了賠償金，但是最終並沒有支付。教皇也失去了第一年俸祿，這本來是所有信徒都應交給羅馬教廷用於維持其運作的年獻金，這次斷絕讓人們回想起16世紀所有的新教國家和羅馬斷交的情景。在就如何將這些改變寫進法典進行辯論的過程中，對教會的進一步威脅出現了，這次針對的是教會土地，而且米拉波宣稱所有的教士都應當滿足於充當國家的有薪仆人。8月的後幾周對教會打擊更大。《人權宣言》的起草者拒絕將天主教作為法國國教，拒絕限製言論和意見的自由表達，並宣布公職和公民權利為每個人所享有，這意味著對新教徒、猶太人和天主教徒要一視同仁。議會中教士發言人總會遭到來自旁觀席的嘲笑，所以10月份議會再次提起將教會不動產充作國有的時候，人們並不驚訝。教士們竭盡全力進行了鬥爭，不僅僅是為了保護自己剩下的東西，更因為他們意識到，教會剩餘的資源必然會引來議會的進一步行動。為了安撫人心，愛國者們表示，國家將會取代教會的慈善和教育職能，承諾每位教區神父的收入不低於1200裏弗。三分之一的教士仍拿著“合理提成金”，對於他們來說，這意味著收入大漲，他們當然會很高興。但對於大量教士而言，1200裏弗比原來少，而且什麽時候開始發錢也未可知。議會規定在這之前可以繼續征收什一稅，但是隨著封建稅費的解除，大多數地方的農民也不再繳什一稅了，而強製征收則非常危險。換句話說，到1789年末，這場本來受到眾多神父友好而熱情對待的革命，帶給教士們的卻是巧取豪奪和空頭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