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爾士，完全征服遺留下來一些問題，特別是在14世紀後期不穩定的經濟環境中，在英格蘭化的自治市鎮明顯存在怨恨情緒——這種情緒針對的是教會和國家的官員(他們大多來自英格蘭邊境郡，甚至更遠的地方)。這種怨恨，反映在從歐文·格蘭道爾於1400年領導的暴動。在這場不愉快的經曆之後，大多數英格蘭人對威爾士也懷著疑慮和恐懼。一位同時代人提醒道：
謹防威爾士，基督耶穌必須保佑我們，
不讓我們子孫後代哭泣，
也不讓我們哭泣，如果做不到，
是因為我們不夠警覺；多年以來，
人們一直害怕那裏的叛逆……
當時的威爾士對英格蘭的安全構成了威脅，而且迫在眉睫。威爾士不僅為英格蘭的海外敵人提供了登陸地(在格蘭道爾領導的暴動處於**時期出現過，在玫瑰戰爭期間也多次出現過這種情況)，而且是一塊被惡政和混亂所破壞的土地。亨利五世在鎮壓暴動之後，對威爾士人采取懷柔政策，軟化了以往的強硬手段，並且命令威爾士邊區的領主照顧他們的領地。但是後來，無論是王室還是邊區領主，都沒有能力維持有力的統治；而且威爾士鄉紳(英格蘭紳士階層的戰鬥夥伴)擔負的責任也越來越少。然而，王室和邊區領主都需要這些威爾士鄉紳來治理威爾士，因為王室深陷內戰。到了15世紀，少數領主因收入下降和威爾士人的敵意，再也不願意在他們的威爾士領地生活了。威爾士在1449年之前“劣治與日俱增”，因此在那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都出現了秩序(同時也是安全)問題。從亨利六世到亨利七世，連續幾屆英格蘭政權都試圖保持威爾士的和平，提高治理的質量，並控製當地鄉紳——因為隻有這樣才能解除對邊區和王國穩定的威脅。在15世紀上半葉，英格蘭的宗旨是依靠王室官員和邊區領主履行其職責，來加強現有的執法機製。最終采取了更激進和具建設性的解決方案。特別是愛德華四世，他在15世紀70年代把他的兒子威爾士親王安置在勒德洛(Ludlow)，擁有對威爾士公國、威爾士邊區和英格蘭邊境各郡的監督權。這項大膽的分權舉動，授予了未來的親王在整個威爾士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