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1831年的墨爾本或1819年的利物浦，皮爾更有人情味，更加圓通老練，他的政策也取得了成功。1843年和1844年的經濟繁榮使憲章運動陷於低潮；運動在1848年的最後一次複興，反映的是愛爾蘭的痛苦，而不是英國工匠們的野心，也不是任何模仿歐洲革命的願望。晚期的憲章運動不僅更帶有愛爾蘭特色，也更具實驗性和多樣性。費格斯·奧康納(Feargus O’ Connor)提出了土地安置計劃，歐文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死灰複燃，隨之興起的還有歐洲革命者的一些想法——因為許多歐洲革命者最終流亡到了英國。但無論朱利安·哈尼(Julian Harney)和歐內斯特·瓊斯(Ernest Jones)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友誼多麽令人神往，群眾性運動已告終結。以往的憲章運動分子仍然活躍在針對單一問題的各種運動中，例如禁酒運動、合作社運動(1844年的羅奇代爾先鋒商店的源頭就是憲章運動)和工會運動。其他人則移居國外。許多以前的憲章運動分子，最終體麵地進入維多利亞中期的地方政府擔任公務員，或者進入新興的地方報業。
“除非主建造城市”
1832年，從中東傳播過來的霍亂席卷歐洲，在英國導致31 000人死亡。1833年，議會投票表決，為基礎教育撥款3萬英鎊。同時，約翰·基布爾(John Keble)在牛津大學宣講“民族棄教”。這些事件隻是恰好發生在政治改革時期(議會花在溫莎城堡的馬廄上的時間和金錢，要比教育經費多)，但是它們是決定未來國家發展方向的重要因素，也是維多利亞時代早期人們理性界定自己社會地位的方式。
霍亂肆虐凸顯了城市快速增長所帶來的問題，盡管其影響在農村同樣致命。新工業城鎮麵積不大，人口密集，步行上班十分普遍。城市的土地使用與階層的經濟實力相匹配：數量較少的有產階層，在棉紡城鎮可能占人口不到5%，卻通常占有50%的土地麵積。工人們一般住在工廠附近，或者靠近道路、運河以及後來鐵路等交通方便的地方。他們的居住環境肮髒不堪，因為19世紀的城鎮往往煙霧彌漫、臭氣熏天。對於工人來說，這裏的房租和其他生活開銷都很貴。租一套過得去的房子，可能需要一個熟練工人每周收入的1/4——很少有家庭能夠負擔得起。結果貧民窟在老城區激增，如倫敦的貧民窟聚集地，利物浦和曼徹斯特的“地下室”，蘇格蘭自治城的“地帶”(lands)，以及梅瑟蒂德菲爾的“瓷器區”(China)。不僅如此，地主和投機建築商還製造了帶有地區特色的新貧民窟，如約克郡的“背靠背”連排式公寓和窄小的“房間加廚房”或“單向筒子樓”公寓。在1870年之前，在格拉斯哥，70%的家庭住在這樣的公寓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