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1851)
克裏斯托弗·哈維(Christopher Harvie)
對革命的思考
1881年，年輕的牛津大學曆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發表了《關於工業革命的係列講稿》(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把這一時期跟“玫瑰戰爭”視為英國曆史上一個獨特的“時期”。人們很容易認為這是一個“兩個重要的革命的時代”(法國的政治大革命和英國的工業革命)，但這種提法也具有一定的誤導性。雖然攻占巴士底獄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可工業化的影響是漸進的、相對的。這場革命，隻是當我們回顧曆史的時候才突顯出來，“革命”的概念，對英國人來說沒有什麽意義——英國人對這個詞感到不寒而栗——而對那些近距離接觸革命的歐洲人來說，意義更大。事實上，是一位法國人第一個使用這個概念——法國經濟學家阿道夫·布朗基(Adolphe Blanqui)於1827年首次使用了“革命”這個比喻，而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在1848年之後讓“革命”這一概念在歐洲流傳開來。這使得曆史學家的任務變得棘手，因為需要平衡曆史事件的現實意義和當時的意義。前者引導我們去關注工業變革，即在不起眼的工廠裏開發的新工藝；後者讓我們了解：在工業時代之前，削弱統治階級勢力的過程是多麽緩慢，而在科學時代，宗教勢力是多麽頑固。大約在1830年左右，人們才意識到了實質性和永久性的工業變革；又過了20年，中產階級才開始相信：工業革命使生活變得更加美好。對於這些變革，難道沒有確切的記載嗎？從理論上講，有。但是，“事實至上”的時代是如此變化莫測且過於強調個人的作用，以至於記錄和評估事實變得很不容易。直到1801年，英國才有官方人口普查——在那之前，關於英國人口是在增長還是在萎縮，存在著極大的爭議。雖然這次人口普查隨後發展成為一個更加複雜的、涵蓋職業和住房條件的社會分析工具，但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1791年至19世紀60年代之間，由地形測量局分階段進行的全國性係統測繪，同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自由放任”的意識形態和政府采取的緊縮政策，對數據的統計匯編產生了不利影響，因為受到監管或被征稅的商品或企業減少了(相比之下，大陸的集權國家在積極收集它們的小型工業企業的數據)。因此，在英國，圍繞一些基本問題，特別是關於工業化是否對民眾有益，仍然存在爭議。此時，現代政治隱約出現了。湯因比的同時代人同意卡爾·馬克思的觀點，即到1848年，資本主義工業化未能改善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1917年以後，蘇俄似乎展示了一種可行的替代方案——“有計劃的工業化”。但是，這種模式很快暴露了其代價，那就是犧牲人們的生活和自由。關注“發展中世界”的自由派經濟學家重申，要通過自由市場運作實現工業化。他們認為，雖然英國資本主義在短期內仍要麵臨投資資源短缺的難題，但他們實際上做到了既刺激了投資也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對“工業化是否對人民群眾有益”這一問題的激烈爭論，尚無定論。考慮到英國經濟發展對愛爾蘭、印度和美國南部各州的直接(遠非幸運)影響，這一爭論的結果也會受到地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