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製代表著前工業化社會秩序的永恒品質。在一個城市化程度越來越高的社會中，它平衡工業革命的力量：英國的城市化程度越高，君主製就越程式化、儀式化和大眾化，因為它所主張的價值觀超越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平等競爭之上。
“禮儀的重大提升”
相對於工業和社會變革所帶來的潛在緊張，英國在19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之間(愛爾蘭除外)應該算是一個秩序井然、和諧穩定的社會。盡管政治騷亂並沒有完全消失，但這種騷亂很少發生，因此不足以留下廣泛的印記。在英國本土，盜竊和暴力等犯罪行為的絕對數量和相對比率都下降了——在人口迅速擴大的社會中，這是非同尋常的成就，有力顛覆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必然導致更高的犯罪率的論斷。刑事犯罪案例登記員在1901年指出，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我們目睹了行為舉止的巨大變化：過去碰到衝突，不管動不動口，先動手再說；現在變成動口不動手的君子。不同階層的行為舉止都比較接近了，無法無天的風氣退化了”。這個很大程度上自我調節的社會，依靠誌願組織來救助精神上和物質上有需求的人，這些組織包括教會、互助會，以及龐大的慈善組織網絡。一個重要的領域是教育。19世紀60年代，人們已經承認，光靠教會的自願努力，無法提供足以滿足工業國家需求的基礎教育體係。1870年，自由黨政府通過了一項法案，成立了教育委員會，負責在沒有教會學校的地方建立公立小學(盡管直到1880年，才強製要求兒童上學；並且，在1891年之前，上學必須付費)。地方性倡議，特別是在倫敦和北部的一些製造業城鎮，將一套麵向少年甚至成人的非常有效、門類廣泛的技術教育體係，移植到了小學中。但是由於這種做法更多地取決於每個學校董事會的思路觀念，因此該體係課程，參差不齊，絕比不上德國的同類做法。製造業城鎮，特別是曼徹斯特和伯明翰，建立了市立大學——這些大學主要不是為那些進入傳統行業的人設立的，與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相比，它們淡化了古典人文教育。當時的人們將政府對教育的責任視為穆勒說的體現，而沒有看到這是政府承擔更廣泛的社會組織責任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