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英國領導人麵對的問題遠不止經濟危機。在文化變革日新月異的時代，如何保持這個古老國家的文化連貫性和統一性，是另一個巨大的挑戰。布朗的立場不明確，既不太左也不偏右，他是新工黨11年執政後的幸存者，然而還要體現他的不同之處。一個主要的擔憂是模糊的英國性。在有可能出現國土分裂的時刻(這是切實的擔憂)，曆史學博士出身(在曆屆首相中獨一無二)的布朗，從專業的曆史角度來處理這一問題。他試圖把英國性與“英國價值觀”聯係在一起，包括諸如寬容和熱愛自由等品質——但是這些品質很難與地球上任何體麵的國民價值觀區分開來。布朗還製訂了憲法修訂計劃，旨在加強國家統一，包括在更多的公共建築前升起英國米字旗，作為象征性的姿態。但是他的家鄉蘇格蘭給他施壓，要求更大的獨立性——這可是一個棘手的問題。隨著事態的發展，2007年5月，在愛丁堡成立了以薩爾蒙德(Alex Salmond)為黨魁的少數派蘇格蘭民族黨政府，可能預示著300年之久的聯盟的解體(英格蘭與蘇格蘭在1707年達成了結盟協議)。美國人和法國人憑借憲法確立他們的公民身份和權利；而在英國，由於缺乏成文憲法，人們覺得自己是女王的臣民，所以英國人不可能通過美國人和法國人的方式來確立他們的身份和權利。當英國人談及憲法的時候，他們永遠不可能像1787年的美國人那樣自豪地說，“我們是合眾國的公民”。有人提議撰寫一部體現民主思想的憲法，像《人權宣言》這類的文件；但是很多人認為這個東西太機械化、太正式，或者說不符合英國人的秉性。
這片古老的大地曆經2000年後，現在麵臨著凱爾特人的民族主義和大批歐洲移民的挑戰，以及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壓力——在這種背景下，如何保持她的民族連貫性呢？在一個被個人消費主義所分裂的社會中，1945年後的社會公民身份和公共領域還剩下什麽？當未來很可能落入聯邦製的變體中時，英國性到底有多大意義？太多的英國基本元素已經消失了，包括對愛國的新教的重視，來自歐洲其他國家尤其是法國的威脅，航海和貿易的自由，以及帝國的遺產。或許福利國家是唯一的國家黏合劑，英國的未來形態是一個大熔爐。聯合王國的設想始於1603年，1707年與蘇格蘭聯合，而到了1922年才實現了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的統一。現在所有聯盟關係似乎都很脆弱。長期以來，“英國性”已經與“英格蘭性”混為一體，但是“英格蘭性”本來就是難以界定的術語。英格蘭差不多隻是一個地理區域，正如奧地利帝國首相梅特涅眼中的意大利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