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我想要記錄下一些我曾經處理過的勞工問題，作為說明資本家和勞工之間道德標準的例子。
一次，我們的鋼軌廠高爐部的工人們發出了聯名信，聲稱如果公司在星期一下午四點前不給他們加工資，他們就會罷工。這些工人和工廠簽的協議到年底才到期，還有幾個月的時間。我覺得如果這些工人打破了協議，那我們與他們簽第二份協議也沒用，但我還是從紐約乘坐晚班火車，第二天早晨趕回了工廠。
我要主管幫我召集了三個部門的委員會成員——不僅有高爐部委員會，還有軋鋼部和吹煉部委員會。他們來了，我當然很客氣地招呼他們，不是因為禮貌是一種禮節，而是因為我總是很享受和工人們在一起。我一定要說，我了解我的工人越多，我對他們的評價也越高。但是和他們在一起，就像巴裏說的和女人在一起的感覺差不多：“多特羅斯勳爵能把事情做得很好，但是他和女人在一起時，總是有些奇怪的舉動。”工人們也有自己的偏見和“被激怒的點”，這點值得我們尊重，因為衝突的主要根源是無知，而不是敵意。委員會成員們坐在我麵前，形成一個半圓，他們都把帽子脫了，當然我也脫了，這就是一個典型的集會形式。
我對軋鋼部委員會的主席說：“麥凱先生（他是其中年紀最大的一位，戴著眼鏡），我們是不是簽過協議，你要工作到年底？”
他慢慢摘下眼鏡，拿在手裏，說道：“是的，卡內基先生，如果你想與我們毀約，也沒有足夠的錢賠。”
“這是真正的美國工人說的話，”我說，“我為你自豪。”
“約翰遜先生（他是吹煉部委員會的主席），我們和你是否也有一份相似的協議？”
約翰遜先生是一個瘦小的人，他從容不迫地說：“卡內基先生，當我簽一份協議時，我會仔細閱讀，如果我不滿意這份合約，我不會簽名，如果我滿意，我才會簽名，當我簽了名，我就會守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