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6月，我捐出了第四筆錢，為年老的大學教授提供1500萬美元的養老金（卡內基教育發展基金會）。為此，我需要從美國所有的教育機構中，選出25名校長作為基金托管人。除了芝加哥大學的校長哈珀因病缺席，其他24位校長都齊聚我家，商議機構的事宜。我也因此有機會和他們成為好朋友。弗蘭克·A.範德利普先生在最初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在華盛頓的經驗十分有用。另外，基金會主席亨利·S.普利切特博士也是不可或缺的。
我十分看重這個基金會，我知道，很多人不久後就成為受益者，我確信他們完全有資格得到這筆錢，我們的工作也得到他們的認可。在所有職業中，教師可能是最不公平的職業，他們的工資是最低的，盡管他們本該拿最高級別的工資。教師們把一生都獻給了教育年輕人的事業，但隻得到少量的報酬。當我第一次擔任康奈爾大學的信托管理人時，我震驚地發現，教授的工資這麽低，居然還沒有我們的一些員工高。對這些人來說，靠節約存錢無法保障他們的晚年生活。因此沒有養老基金的大學，隻好繼續雇用那些教師，盡管他們已經不再具備能力，也不應該再繼續教學。養老基金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我們公布的第一批受益者名單也說明這一點。其中包括了幾個享譽世界的名字，他們對人類知識的積累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許多受益者或是他們的遺孀寫來了十分感人的信。這些信我一直留著，隻要我感到憂鬱，我就會重讀一遍這些信，它們是最有效的治療方法。
我在丹弗姆林的朋友，托馬斯·肖先生（現在是肖勳爵），為一家英國評論雜誌寫過一篇文章，揭露了許多蘇格蘭的窮人無法負擔他們孩子的大學學費，盡管他們已經為此縮衣節食了。在讀完肖先生的文章後，我又有了一個想法，準備拿出1000萬美元的債券，把每年10.4萬英鎊收益的一半，用於資助值得幫助的貧困生，另一半用於改善大學的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