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意識到和平的重要性，至少在說英語的國家之間要維持和平。1869年，當時最大的軍艦英國“君主號”下水時，不記得出於某些什麽原因，人們都傳說，她能輕易地使美國的城市一座接一座地臣服，她是所向披靡的。當時我就給在英國內閣的約翰·布賴特發了封電報（那條線路剛剛開通）：“君主號的首要及最有意義的任務應該是將皮博迪的靈柩運回美國。”
我沒有在電報上署名。奇怪的事，這件事真的應驗了。“君主號”成為了英美之間的和平使者，而不是破壞者。許多年後，我在伯明翰的小型晚宴派對上，遇見了布賴特先生，告訴他，我就是當年那個匿名給他發電報的人。他說他那時很驚訝，為什麽電報上沒有署名，並表示他當時心裏也正是這麽想的。我相信他說的是真的，值得信任，他才是大功臣。
內戰時期，當聯邦需要朋友時，他是聯邦的支持者。在世的公眾人物中，我最喜愛的一直就是他，他也是我父親的偶像。最初，他曾被人指責為狂熱的激進分子。他始終堅持自己的主張，直到整個國民都支持他的觀點。主張和平的他，認為克裏米亞半島戰爭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但正如索爾茲伯裏勳爵後來承認的那樣，英國押錯了賭注。我有幸得到了布賴特家族的授權，以朋友的身份，將國會裏的舊的曼徹斯特·布賴特塑像換成了新的複製品。
早年對英國的幾次訪問，讓我對英國和平協會產生了興趣，我參加了許多相關會議。後來，我又被克裏默先生創立的議會聯盟所吸引，他是議會中著名的工人代表，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克裏默先生。當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得到8000英鎊的獎金後，他立即把這筆錢都捐給了仲裁委員會，隻留下1000鎊以備不時之需。這是高尚的奉獻精神，真正的英雄視錢財如糞土。克裏默先生靠著做點小生意，每周賺幾美元，來維持他在倫敦的生活，繼續在國會擔任議員。而現在有一大筆錢從天而降時，為了和平事業，他大方地捐贈出去，這就是英雄主義最好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