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電報公司大概當了一年信差後，樓下辦公室的約翰·P.格拉斯上校開始與公眾頻繁接觸，便不時地叫我在他離開的時候幫忙照看辦公室。由於格拉斯先生是個很受歡迎的人，又有政治抱負，他缺席的時間變得越來越長、越來越頻繁，因此我很快就熟悉了他的工作。我收到來自公眾的來信，並監督那些信從派發室分配給合適的信差，確保投遞的準時性。
對於一個孩子來說，這是個充滿挑戰的工作。那時候我和其他孩子相處得並不好，他們憎恨我沒有完成我的本職工作。他們還指責我一直很小氣，我從不亂花額外賺到的錢，但是他們不知道原因。我清楚，我省下的每一分錢都是家裏需要的。我父母是明理之人，從不隱瞞任何事。我清楚每個禮拜我父母和我自己這三個勞動者的收入，我也知道所有的支出。我們商量用多餘的錢購買一件新家具或是衣服，我們每買一樣新東西，都是我們快樂的源泉。還有哪個家庭能比我們更團結呢？
每天，我母親都會省下一個五毛錢的銀幣，小心地藏到一隻襪子裏。當積到200個時，我用匯票將這20英鎊寄還給曾慷慨借錢給我們的亨德森夫人。這是個值得慶祝的日子，卡內基一家還清了債務。哦，那天是多麽的快樂啊！的確，這筆債務還清了，但是這份感激之情，是永遠無法還清的。亨德森老夫人如今還健在，我去丹弗姆林訪問時，曾去過她家。對我來說，她家就像是一座聖殿，無論發生了什麽，我都永遠不會忘記她的恩情。（當我讀到幾年前寫的這段話時，我嗚咽著，“走了，和其他人一起走了！”願我母親的這位親愛且善良高貴的朋友能夠安息）。
在我當信差的生涯中，發生的一件事使我樂翻了天。這是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格拉斯上校在給孩子們付本月的薪水，我們在櫃台前站成一排，格拉斯先生輪流給我們發工資。我在第一個，格拉斯先生拿出第一份11美元15美分的工資時，我伸手去拿。令我驚訝的是，他走過了我，交給了下一個男孩。我原以為他搞錯了，因為之前一直是我第一個領工資，但是他依次給其他孩子們都發了工資。我的心沉了下來，看來我要出醜了。我做錯了什麽？還是漏做了什麽？我會被解雇，我會給家人蒙羞，這是最讓我痛苦的一件事。當所有領完工資的男孩們離開後，格拉斯先生把我帶到櫃台後麵，說我理應得到比其他孩子更多的錢。他已經決定每月付我13美元50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