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差們努力工作，享受著其中的樂趣。我們每隔一天需要值班，到公司關門才能回家。值班時，我很少在十一點前回家。不用值班時，我們一般六點鍾下班。這樣我就沒有太多時間來充實自己，家裏也沒有條件為我花錢買書。然而，仿佛是福從天降，一個文學寶庫在我麵前打開了。
詹姆斯·安德森上校（願上帝保佑他）宣布他會向孩子們開放他的四百冊藏書的圖書館。任何孩子星期六下午都能外借一本書，下個星期六下午來換另一本書。我的朋友托馬斯·N.米勒先生不久前提醒我，安德森上校的圖書館最初隻對“勞動的孩子”開放，問題是信差、店員和其他不靠雙手勞動的孩子們是否有權借書呢？於是，我給《匹茲堡快報》寫了封短信，強烈要求不該把我們排除在外，盡管我們算不上是體力勞動者，但其中有些人也曾經做過，而且我們也真的是勞動的孩子。這是我第一次與媒體打交道。親愛的安德森上校很快就擴大了範圍。因此作為一個投稿人，我第一次露麵就很成功。
我的好朋友湯姆·米勒是內部人員之一，他就住在安德森上校家附近。他把我介紹給他。就這樣，仿佛是地牢牆上的窗打開了，知識的陽光照射進來。讀書緩解了我每天工作的辛苦和長時間值班的勞累。我隨身攜帶書籍，工作期間一有間隙就讀書。而一想到星期六能換到新書，就覺得未來一片光明。就這樣，我熟悉了麥考利（Macaulay）的散文和他的曆史。讀班克羅夫特（Bancroft）的《美國史》時我尤其用心。蘭姆（Lamb）的散文給我帶來許多樂趣。但當時除了之前在學校學過的幾篇選段，我對莎士比亞這位大師一無所知。我對他的喜愛還是從舊匹茲堡劇院開始的。
約翰·菲普斯，詹姆斯·R.威爾遜，托馬斯·N.米勒，威廉·考利，我們這個圈子裏的成員，和我一起享用使用安德森上校圖書館的特權。他的慷慨讓我接觸了很多我不可能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書。他給了我對文學的品味和鑒賞力，這一點，是即便將世上所有的財富給我，我也不願與之交換的。沒有文學，生活將不堪忍受。上校的善行，使我和同伴遠離低俗和壞習慣。後來，幸運眷顧我時，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我的恩人立了一座紀念碑。這座碑立在鑽石廣場上的大廳和圖書館前，我把它獻給阿勒格尼，並題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