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夏天，很多事情湊到一塊兒，讓我將注意力集中到兩個彼此聯係的事情上——全球變暖和油價上升。數據顯示，維珍的燃油賬單在一年內增加了5億美元，這是我看到的第一個警告信號。
早在我十幾歲時，或許是受到我的一位親戚彼得·斯科特——他建立了世界自然基金會——影響，我就對環境問題很感興趣。我被蓋亞理論吸引，這是差不多40年前由詹姆斯·洛夫洛克提出的假說，它認為地球是一個生命體，就像單細胞生物一樣，它生存所需的一切東西都包含在自己體內。洛夫洛克教授相信，這顆行星受到破壞能自行療愈，但即使是蓋亞理論，也提到一個臨界點，超過這個點，破壞就無法逆轉。我們維珍的人都知道浪費資源、隨隨便便燃燒化石燃料會有什麽危險，但出於諸多原因，即便是最環保的人，也沒有真正的緊迫感。我擔心，不到這一切對我個人造成影響的時候，我就會一直坐視不管。
我最初對尋求替代燃料感興趣是在20世紀90年代，當時我越來越意識到石油是一種有限的資源。英國自己的北海油田即將枯竭，而世界其餘地區的大部分石油供應都控製在歐佩克手中，位於局勢極不穩定的中東，這就使得石油既脆弱又昂貴。20世紀80年代的兩伊戰爭使得石油的價格從每桶16美元上升至差不多70美元的峰值。1990年，當薩達姆想弄到科威特的油田時，這又證明了石油很容易受戰爭影響。作為一個跟交通業有著密切聯係的人，我需要弄清石油的成本和有效性，並尋求替代能源。維珍的4家航空公司每年使用了超過7億加侖的航空燃料，維珍火車公司也使用了大量柴油。1997年，當我們投資生產一個新列車群時，我要求製造商阿爾斯通公司確保它們都很省油，結果，我們的擺式列車每次刹車時，都會把20%的電力返還電網，這在歐洲是獨一無二的。我們還正在改裝柴電列車，以便使用菜籽油和大豆油混合生物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