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考比走過市政廳，拐進了詹姆斯街。市政廳這所建築連同它長長的陽台總是使他想到醫院。十五年來他看見一個又一個的“病人”走了進去，一年半之後，一部分“病人”被遣送回國，個個麵色蒼黃、神經緊張，另外一些人則填補上他們的空缺——殖民廳廳長、農業廳廳長、財政廳職員、市政建設主任。他一個不漏地觀察著這些人的體溫記錄表——第一次毫無道理地發脾氣，酗酒，一年來一直寬容默許而突然間又堅持起原則來。黑人職員們來往於各個辦公室，好像醫生在伺候病人，即使挨了罵也總是賠著笑臉、恭順有禮。病人總歸是有理的。
轉過牆角，在一株老木棉樹前麵——最早的殖民者在登上這塊不友好的海岸後第一天就聚集在這裏——矗立著法庭同警察局的樓房，一幢像一個軟弱無力的人在虛張聲勢的龐大的石頭建築物。在這個碩大無朋的空殼子裏，人們像幹果核一樣在走廊裏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音。沒有誰能夠適應這樣一種賣弄誇張的設計構思，但是幸而這種構思隻有一間屋子的進深。在後麵的狹窄、陰暗的過道裏，在審訊室和牢房裏，斯考比總是覺察到人類的粗俗和不公正——散發出一股動物園的氣味：鋸末、糞便、氨水的氣味，而且缺乏自由。這所房子的地板每天擦洗，但是這種氣味卻永遠也去不掉。犯人也好、警察也好，衣服上都帶著這種氣味，就像吸煙的人身上總有一股煙味一樣。
斯考比走上寬大的台階，轉身向右，沿著室外的遮陽走廊進了自己的辦公室：一張桌子，兩把硬靠背椅，一個櫃櫥，幾副已經生鏽的手銬像舊帽子似的掛在牆上，一個公文櫃。在陌生人的眼睛裏，這是一間空**的、極不舒適的屋子，但是對斯考比來說，這卻是一個家。別的人都是通過積累而建立“家”這一概念的——新購置的一幅畫、越來越多的書籍、一個形狀奇特的鎮紙、不記得在哪個休假日為了什麽原因買的一個煙灰缸；斯考比卻通過逐漸減少而建立起自己的家來。十五年前他剛剛在這裏安身的時候，什物用品要比現在多得多。這間屋子曾經擺過他妻子的照片、從市場買來的發亮的皮靠墊、一把安樂椅，牆上還曾掛著一張這個港口的彩色大地圖。地圖後來被年輕的同事借去了：反正他也不需要了；就是閉上眼睛，這塊屬地的整個濱海地區也能清清楚楚地浮現在他的腦子裏：從庫發海灣到梅德利鎮是他經常巡邏的路線。至於靠墊同安樂椅，他買來不久就發現，在這個悶不透風的地方，這類舒適品隻意味著增加熱度。隻要身體的某一部分接觸到其他東西或者被遮蓋起來，汗珠馬上就淌出來。最後，因為他的妻子已經來到身邊，照片也變得不必要了。在謠傳戰爭要開始的頭一年她就到了他這裏，現在她想走也走不掉了；潛水艇擊沉船隻的危險把她也變成跟牆上掛著的手銬相同的一件固定的裝置了。此外，這是她很早以前的照片，他已經不願意再回憶起她當時那張尚不成熟的臉、懵然無知的溫順和恬靜的神情，以及聽從攝影師擺布張著嘴憨笑的樣子了。十五年的時光使人的麵孔定了型，溫順隨著閱曆漸深而消退，他一直非常清楚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領路的人是他自己：她的生活道路是他親自為她選擇的。是他塑造了她今天的麵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