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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爾第一次看見鳳，也是在大陸酒店，那大概是在他到這兒兩個月後的事情。那天傍晚，夕陽剛剛落下，空氣有著片刻涼爽，小巷的攤位已經點起蠟燭。桌麵上的骰子發出嘩啦嘩啦的響聲，法國人正在那裏賭“四二一[15]”，穿白綢褲子的女孩兒騎車經過卡提拿大街。鳳正在喝著一杯橘子汁，而我在喝啤酒，我們沉默卻心滿意足地坐在一起。這時，派爾試探著走過來，我介紹他們互相認識。他總是瞪大眼睛盯著女孩兒，就好像從來都沒見過一個似的，然後他的臉紅了起來。“我在想，你和你的女朋友，”派爾說，“是否願意過去坐在我的桌子那邊。我們的一位專員……”
派爾說的是那個經濟專員。他站在上麵的露台，朝著我們露出微笑，一個溫暖熱忱的笑容，充滿自信，像一個因為用對了除臭劑而沒有讓朋友躲避他的人那樣。我多次聽見人們管他叫“喬”，但我卻始終也不知道他的姓氏。他又拉椅子，又叫侍者，折騰不休，盡管這些舉動在大陸酒店隻會引來侍者問你是要啤酒、白蘭地加蘇打水還是味美嘉喜雞尾酒。“沒想到在這兒遇見你，福勒，”他說，“我們在等那些男孩兒從河內趕回來。這裏似乎要有一場大戰了。你沒和他們在一起嗎？”
“飛上四個小時去參加新聞發布會，這種事兒我早就厭倦了。”我說道。
他很不讚成地看著我，然後說：“這些家夥確實很熱心。為什麽呢，我希望他們別去冒險，而是去做生意和幹廣播，那樣能多賺一倍的錢。”
“他們也許不得不這樣做。”我說。
“他們像戰馬一樣嗅到了戰爭的氣味，”他興奮地說著，對那些他不喜歡的話根本不在意，“比如比爾·格蘭傑——你根本不能阻止他卷入一場爭鬥。”
“我覺得你說得沒錯。有天晚上，我在體育俱樂部的酒吧間裏看見過他，氣勢洶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