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奧麗奧爾·沃思打斷了羅傑·梅戈格的話，“等到你再也不教你的那些學生，等到你不能再教那群被你一直鼓勵著以書寫揭露真實的學生——順便說一句，我讀過你的那本書——我想問等你再也不教那些學生之後，他們又會怎麽樣呢？你能陪伴他們多久？在你感召完他們勇敢寫出家庭虐待、痛苦掙紮和緊張情緒之後，你還會在他們身邊嗎？”
“在我——在我開始賣我的書之前，我教了他們整整兩個學期呢，他們因為直麵人生掙紮，意誌也堅強起來了。”
“但教師並不能做精神分析師的工作。”
“我可是一個遭受過像你這樣的人士發出的像高射炮一般的抨擊的人，而你本身卻並沒做多少關懷學生的工作。”
“我隻負責教他們課業，梅戈格先生。我教他們讀、寫和思考。我教他們將關注力從自己身上轉移到更廣闊的事物上。我尊重我的本分，也尊重他們的本分。”
“你不過就是個學術當權派……”
“所有的當權派，”沃思女士語帶悲戚地說，“眼下，似乎都是謬誤的。”
亞瑟·比弗這時點出來此刻正在台麵上進行的觀點交換，切實地將一些他想向委員會指出的教育哲學具象化、典型化了。亞瑟·比弗說：“馬丁·布伯聲稱，舊時代的教師們從固有的社會文化中承襲了一種權威感。於是，在比較美好的說法裏，對於那些侵略者般的孩子而言，教師是曆史的使者。但是這種製度的病態之處在於隨著文化權威的崩潰瓦解，卻強化了一種權力欲，這種權力欲讓教師變得剛愎自用、專橫嚴酷，因為這種權力欲越來越被私自濫用。而這種權力欲的對立麵也造成一種錯誤的‘愛欲’——它是權力欲的退化，變質成一種理想式的互惠互利與情感分享，從本該是專業的關係轉化成個人的關係。但這種關係在所有師生間並不是可持續的，師生間的關係應該建立在誠實相對和耐久相處之上，但不是所有的教師都會對學生產生良好的感情，就算是那種‘假性家長’的關係，在學年結束之際也無法延續。所以教師和學生現在似乎更加像夥伴一樣親密，有些人指出這是以孩子為中心的教育機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