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也就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1]，“非洲曆史”的概念幾乎不存在。除少數非裔美國知識分子的思辨著作、受過使命教育的非洲人出版的口頭傳統文集，以及一些同樣晦澀難懂的古阿拉伯編年史譯本之外，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學者涉足非洲大陸的曆史。對非洲的研究以社會人類學學科為主導，其實踐者往往對非洲文化高度同情，往往把它們描繪成永恒不變的文化。非洲大陸撒哈拉沙漠以北的地區，擁有成熟的文化，因此具有可恢複的曆史，一般被認為更屬於地中海或阿拉伯世界，而不屬於南部的“黑非洲”。簡而言之，非洲被認為是一個分離的領域，一個沒有曆史的大陸，其未來的進展取決於歐洲托管製度的延續。
隨後，發生了一場思想革命。隨著歐洲殖民主義的崩潰，非洲曆史的恢複成為非洲主權恢複的一個組成部分。從20世紀50年代的一小群先驅開始，非洲主義曆史學家隊伍在隨後的幾十年裏急劇擴張，成功地將非洲曆史納入歐洲、北美和非洲自己的大學課程中。麵對持懷疑態度的學術機構和缺乏世界其他地區曆史學家可獲得的大量文獻證據，非洲主義者利用了一係列創新的來源和方法，以便向被殖民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譴責的人民發出聲音，使他們保持沉默。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們通過使非洲重新融入廣泛的曆史，實現了“人性化”非洲，同時豐富了學術學科本身。
至少，這是公認的說法。就像那些紀念開國元勳的非洲起源傳統一樣——像盧巴人卡拉拉·伊倫加這樣的“文化英雄”，他們在蠻荒的邊疆創造了文明——它包含的不僅僅是真理的核心。但和這些傳統一樣，這個故事也更加複雜，爭議也更大。然而，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非洲曆史寫作中樂觀、視野開闊的狀態現在早已不複存在。早在20世紀70年代，學術事業的相關性和方向就明顯存在不確定性。隨著非洲進入長期經濟衰退和政治動**的時期，這個年輕領域開始從一個主導“範式”走向另一個主導“範式”。後殖民危機也對非洲大陸的大學造成了持久的破壞：資金枯竭，體製和物質基礎設施崩潰，圖書館藏書狀況惡化，許多曆史學家選擇在海外實踐他們的“手藝”。從最近的史學調查中彌漫的焦慮感來看，非洲曆史似乎處於一種持續不斷的危機狀態，在如何更好地保持過去和現在之間的對話上，在學術學科和土著對曆史的看法之間，以及在西方如何最好地與非洲學者打交道上都存在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