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在進化的途程中蹣跚了多少萬年，忽然這對近世文明影響最大最深的四個古老民族——中國、印度、以色列、希臘——都在差不多同時猛抬頭，邁開了大步。約當紀元前一千年左右，在這四個國度裏，人們都歌唱起來，並將他們的歌記錄在文字裏，給流傳到後代。在中國，《三百篇》裏最古部分——《周頌》和《大雅》，印度的《黎俱吠陀》（Rig-veda），《舊約》裏最早的《希伯來詩篇》，希臘的《伊利亞特》（Iliad）和《奧德賽》（Odyssey）——都約略同時產生。再過幾百年，在四處思想都覺醒了，跟著是比較可靠的曆史記載的出現。從此，四個文化，在悠久的年代裏，起先是沿著各自的路線，分途發展，不相聞問。然後，慢慢地隨著文化勢力的擴張，一個個的胳臂碰上了胳臂，於是吃驚，點頭，招手，交談，日子久了，也就交換了觀念思想與習慣。最後，四個文化慢慢地都起著變化，互相吸引，融合；以至總有那麽一天，四個的個別性漸漸消失，於是文化隻有一個世界的文化。這是人類曆史發展的必然路線，誰都不能改變，也不必改變。
上文說過，四個文化猛進的開端都表現在文學上。四個國度裏同時迸出歌聲。但那歌的性質並非一致的。印度、希臘，是在歌中講著故事，他們那歌是比較近乎小說、戲劇性質的，而且篇幅都很長；而中國與以色列則都唱著以人生與宗教為主題的較短的抒情詩。中國與以色列許是偶同；印度與希臘都是雅利安種人，說著同一係統的語言，他們唱著性質比較類似的歌，倒也不足為怪。
中國，和其餘那三個民族一樣，在他開宗第一聲歌裏，便預告了他以後數千年間文學發展的路線。《三百篇》的時代，確乎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的文化大體上是從這一剛開端的時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學也定型了，從此以後二千年間，詩——抒情詩，始終是我國文學的正統的類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類型。賦、詞、曲，是詩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贈序、碑誌等，是詩的副產品；而小說和戲劇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夾雜些詩。詩，不但支配了整個文學領域，還影響了造型藝術，它同化了繪畫，又裝飾了建築（如楹聯、春帖等）和許多工藝美術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