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珀塞爾(Nicholas Purcell)
尼祿至迦利埃努斯(Gallienus)的元首政治
公元193年時，公元69年的那場軍事政治危機再度爆發，行省軍隊的統帥們又一次為爭奪“元首”之位而戰。此時軍隊的力量均勢已由萊茵地區轉移至東部，不過，從各方麵看，公元193年與公元69年的兩場衝突十分相似。公元193年的危機始於皇帝康茂德(Commodus)之死，終於塞普提米烏斯·塞維魯斯(Septimius Severus)奪取帝位。康茂德為安東尼王朝(Antonines)末帝，這個王朝自公元96年涅爾瓦(Nerva)即位後一直在養子或親生子嗣中選定帝位繼承人，以確保王朝傳承有序。塞普提米烏斯·塞維魯斯繼續采用如此傳統確立繼承人，他開創了一個類似的連續傳承王朝[1]，該王朝一直延續至公元235年。[2]很多人認為公元193年的動亂乃3世紀中期混亂局勢的先兆，真相卻遠非如此。考慮到與公元69年動**局勢的相似性，公元193年的戰爭可謂最引人注目的例證之一，彰顯了元首製盛期的穩定性。
一般而言，這一時期很大程度上是“無曆史的時代”，人們對其間的即位、篡位、戰役及死亡等重大事件的敘述實際上隱藏了演化和趨勢。而曆史學家的工作就是對這些演化與趨勢給出解釋，因此必須對它們予以關注。與對毀滅和災難做出解釋相比，對穩定與和平做出解釋乃是更大的挑戰。這一穩定局麵首先由弗拉維(Flavian)王朝皇帝韋帕薌(Vespasian)[3]與圖密善(Domitian)[4]所開創。我們應該謹慎，不要輕易斷言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於有意識的政策而非意外的發展。盡管如此，還是有三項成就需要特別強調。其一，帝國的財政組織達到了高度規範化，可以提前計劃數年的財政支出，這在之前是絕不可能的。在此過程中，某種程度的行政管理組織成長起來，不過本章將會力圖證明：不能誤認為這就是官僚製度。其二，在持續60年的行省化進程中，最後一批藩屬王國被吞並，帝國的版圖最終成為一幅由行省單元構成的鑲嵌畫，各行省間的邊界劃分非常明晰。現在軍隊永久駐紮於同樣明晰的帝國邊界，邊界的一側為自我意識日益增長的帝國，另一側則是“非行省”的世界。其三，尼祿統治下的政治混亂很大程度上幫助弗拉維王朝諸皇帝解決了棘手問題，使他們無須麵對共和國大貴族的殘餘，也無須麵對意大利本身的市政淵源。[5]於是，弗拉維諸帝力圖使羅馬上層階級的增補與更換機製正規化。同時，由於有一整套日益精細的公職職位作為皇帝的恩賜，帝國的城市精英們越來越自覺地成為國家製度的一部分，弗拉維諸帝因此得以推進上述正規化進程。這是將世界的征服者徹底改造為世界之都的進程。在該進程的早期階段，塔西佗已對此有所認識，他的相關評論是最成熟、最具洞見的拉丁語討論篇章之一(Annals 3.55)。弗拉維諸帝來自意大利鄉村的市政精英集團。尤利亞(Julii)與克勞狄(Claudii)諸帝時期持久風行的那種舊貴族式奢侈品位和不辨是非的優越感，對他們而言是陌生的；他們也沒有堅持較明智的前任皇帝們所特意奉行的儀式性“憲政”。由於弗拉維諸帝對羅馬政治生活的種種形式缺乏耐心，他們很快就采用了專製方式。其結果是，隨著圖密善遭暗殺，弗拉維王朝最終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