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國家級的課題，也是一個多年未解的課題。
在中國，沒有哪一個地區有京津冀這樣優越的城市發展平台——無論是珠三角還是長三角，它們的政策、資源、人才、技術優勢，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無法與京津比肩，但偏偏就是京津在區域合作發展上落在後頭。上海之於長三角、廣州之於珠三角都產生了顯著的“正拉動”效能，而北京對於環渤海則是“負拉動”——從該地區抽取資源與資金，卻沒有反哺該區域經濟。
“環渤海經濟區”概念肇始於1986年，當時即設立了環渤海地區經濟聯合市長聯席會——後改名為環渤海區域合作市長聯席會——被認為是京津冀地區最正式的區域合作機製。但這個類似地方政府自組織的溝通平台，很難真正解決行政藩籬所帶來的難題。
相距百餘公裏的京津對於區域經濟的帶動功能在競爭與較量中日漸抵消。這兩個城市都沉迷於各自的發展規劃中不能自拔，都製定了激動人心的指標體係。這些各自為政的規劃很少能夠從區域發展的層麵審視城市發展，無法以整體觀念解決地區問題。
北京從一個消費城市變成了一個大而全的工業城市，而後又轉而定位為一個消費城市。1950年代，在蘇聯專家的影響之下，北京首先對城市性質進行了徹底的革命——把一個工人階級僅占百分之四的消費城市改造成為工人階級占四分之一以上的莫斯科型的大工業城市。直到1993年，北京的城市性質才被明確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現代國際城市”。到了2010年，這一目標正式變成了世界城市。
然而，這一反複的過程幾乎花掉六十年的時間，而且從觀念上要再將北京從內聚型轉向輻射型可能還要更長的時間。功能高度聚集，隨之而來的膨脹不是從城市層麵的規劃就能解決的問題。因此我們看到一再強調不要攤大餅的同時卻不由自主地從二環三環到五環六環，再往外要修建的七環就已經到了廊坊的地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