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曆史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認為傳統國家為應對戰爭所進行的準備工作，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並促使傳統國家從封建化的間接統治轉向近代國家的集權化直接統治。一方麵，戰爭促使國家對內的權力擴張，其目的在於擴大國家的集中資源和大眾動員能力，對此更為有效的直接統治便成為國家的必然選擇；另一方麵，國家在集中社會資源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與社會發生結構性衝突。與國家的中央集權化相對應，內部社會各個階層也通過抗議性的集體行動、與統治者的討價還價，重新締結社會契約，由此催生了普選權等現代公民權利的出現。蒂利從中發現了抗議政治對製度化政治的促進和推動社會結構變遷的重大意義，從而開創了所謂的“抗爭政治”理論，即強調利用動態的方法觀察社會抗爭的完整過程，並在其中尋找相似的抗爭機製。與此同時，蒂利特別強調在這一過程中充滿了協商與互動的色彩，意味著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有約束力的協商。從蒂利提供的這個視角看近代日本的憲政建設，可以提供較為恰當的佐證。
明治政府成立以後，曾命令對馬藩官員攜帶國書出使朝鮮，通知新政府成立，希望兩國建立新的邦交關係。奉清朝為宗主國的朝鮮因不滿日本國書中帶有“天皇”詞匯，再三拒絕了日本的要求。在岩倉使節團訪問歐美期間，國內的留守政府成員以西鄉隆盛、板垣退助為中心，主張以武力為後盾迫使朝鮮開國，其背後也隱藏著將沒落士族對政府的不滿轉移國外的企圖。提前回國的岩倉使節團成員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等人對此堅決反對，他們認為日本的當務之急是發展國力。“內治優先派”與“征韓派”相持不下，1873年10月，在“內治優先派”的操縱下，天皇下達“整頓國政，富國文明之進步，乃燃眉之課題”的聖旨，從而決定了“征韓派”的敗北。西鄉隆盛、副島種臣、後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征韓論者”被迫辭職下野。史稱“明治六年政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