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初的國內壓力
戰爭最初的主角俄國和奧匈帝國現在已經急於要和平。它們在國內麵臨的壓力幾乎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到處都是食品、燃料和工業原料的短缺，這與其說是協約國軍隊封鎖的結果，不如說是軍事對經濟貪得無厭的需求所造成的。通貨膨脹使消費品流入黑市。受益者是來自軍工企業的奸商，他們大膽炫耀的新財富加劇了社會緊張。農民仍然可以囤積他們的存貨，並訴諸物物交換經濟，所以最痛苦的受害者是城市裏的工人和中下階層，哪怕是為了能得到低質量的商品，他們也不得不在嚴寒中排好幾個小時的隊。罷工和“麵包暴動”成為中歐和東歐的通病。國內的困難，加上軍隊所遭受的損失，使得過去兩年曾支撐沙皇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愛國情緒和王朝忠誠幾乎沒有了立足之地。很明顯，到了1916年年底，這兩個帝國開始了一場分崩離析的競賽。11月，86歲高齡的皇帝弗朗茨·約瑟夫(Franz-Joseph)去世，人們普遍認為這預示著奧匈帝國本身的終結。他的繼任者、年輕的皇帝卡爾(Emperor Karl)立即與法國建立了“幕後渠道”，討論和平條款。德國的影響力仍然很強大，既足以支持奧匈帝國的戰爭努力，也足以平息它對和平的追求。但是，當三個月後彼得格勒的“麵包暴動”失控，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權時，其西方盟友卻愛莫能助。
那些西方盟友還沒有為和平做好準備。一方麵，高效且基本上並不腐敗的官僚機構能夠有效地管理他們的經濟，以避免平民生活的嚴重困境；另一方麵，製海權使他們能夠獲得西半球的食物和原材料。如何付款的問題為後來積累了巨大的麻煩，但就目前而言，信貸很充足。在法國和英國，厭戰情緒無疑正在增長。在這兩個國家，戰前對國際社會的忠誠暫時被愛國熱情壓倒，現在開始支持妥協與和平，但他們仍然是少數，政治上的不滿與其說是針對戰爭的繼續，不如說是針對戰爭本身。在這兩個國家，越來越多地調動文職資源導致文職人員越來越多地參與戰爭管理本身。在法國，凡爾登戰役中的犧牲被歸咎於霞飛將軍的誤判，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更受歡迎的將軍羅貝爾·尼韋勒(Robert Nivelle)。在英國，盡管遭受了索姆河戰役的損失，黑格的地位仍然是堅不可摧的，但公眾的不滿情緒在赫伯特·阿斯奎斯有點不作為的政府中找到了其發泄對象。12月，戴維·勞合·喬治取代阿斯奎斯，成為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是一個“民意的代表”，他被正確地譽為支持戰爭努力的民用基礎設施的締造者，具有天生的戰爭領袖的魅力。1916年年底，法國和英國的普遍情緒與其說是讚成議和，不如說是讚成更有效地進行戰爭。對他們來說，隻要德國人還留在比利時和法國東北部，議和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