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巧靈：知識當然是重要的。在現在這個號稱“知識經濟”的時代，可以說知識是資本、是財富。“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已經越來越顯出它的力量了。王朔說，無知者無畏，但我看，無知的人除了無畏的勇氣以外也就一無所有了。我們都有經曆過這樣尷尬的年代：許多教授要戴高帽在大會上檢討，接連不斷的運動讓多少學者再也“運動”不起來。那時候，知識是政治的附庸和玩物，任其**。當地不大物不博的日本用“豐田”、“鬆下”換回數不盡的美元時，我們正在秦磚漢瓦搭起來的萬座火爐裏，用春秋戰國的“祖傳秘方”煉鋼，出爐的黑豆腐渣還被披上紅綢送去報喜！我們還要在一畝地裏種出10萬斤糧，幾年下來，卻是饑餓、浮腫、物資匱乏、經濟瀕於崩潰。盡管當時我們也取得了一些成績，比如萬噸輪船、水壓機等，但有什麽可以欣喜若狂呢？當時鄧小平就語重心長地說：“我去歐洲留學時就有萬噸輪船了，在法國工廠實習時就看見萬噸水壓機了……”
現在我們是很重視知識了，以前的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的現象早就消失了。但是，我覺得一個人要學習各種專業知識，更要善於融會貫通。那種認為科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看法其實是一種科學沙文主義。為什麽呢？因為每一種專業相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是支離破碎的，需要人去整合、去歸納。這樣才不會出現“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偏差與謬誤。正因為這樣，我們自己在引進人才的時候除了看他的專業知識水平，還尤其看重他觸類旁通的本領。專業知識很紮實但連什麽叫市場機製、恩格爾係數或者寬帶網都一無所知的人，我們是不會要的。
另外，要注意知識的功用性。我自己以前搞過一陣紅學，但後來轉而做實業，在這方麵感觸很深。你知道，我們中國的學術向來是入世功利的，中國的學者從來就是以關注現世生存困境而著稱的，他們講的是經世致用，是格物致知，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現代高等院校不應該是國子監，現代的高級人才更不應該是翰林院的學士或博學鴻科的舉人。“躲進小樓成一統”，一輩子考證“回”字的四種寫法，於國、於家何用？當然，我這樣說並不是要求紅學家從劉姥姥進大觀園看出中國下崗工人的出路來，這又是一種庸俗的功利哲學和淺薄的實用主義，是科學——尤其是社會科學最最忌諱的。我是說知識一定要為社會大勢、社會的發展所應用，而且要不斷創新，不然，就會被人說是知識越多越……哈哈，不能讓人說你“笨得像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