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姆確實徹底否定了支撐著產業資本主義的現代主義建築。但是，在《癲狂的紐約》出版七年後的1985年開始住在紐約的我卻是以不太一樣的心情來觀望這座城市的。《癲狂的紐約》出版的1978年是金融資本主義的前夜，金融資本主義正是即將登場的未來。而在我到達紐約的1985年，金融資本主義已經不是讓大家充滿期待的未來，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是無法預測的、可怕而又危險的現在進行時。在那一年，雖然簽訂了廣場協議，但大家都覺得，紐約的泡沫隨時都有可能破滅。
在當時紐約的建築界，後現代的豪華超高層建築不斷拔地而起，盛況空前（比如1984年菲利普·約翰遜設計的AT&T大樓）。在建築設計的同行之間，人們都在談論“那個黑色星期四什麽時候到來啊”，因為大家都感到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曾經襲擊紐約的那次股市暴跌隨時可能發生。
雷姆在泡沫發生之前，以略帶興奮的心情寫出了《癲狂的紐約》一書，而我則身處泡沫之中，一邊思考著自己的未來，一邊在紐約度日。現實是：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襲來，股價跌幅高達22.6%，遠遠超過了黑色星期四的12.8%。
接著，在1991年，日本的泡沫也破滅了。我身處資本主義病態旋渦中的紐約，在不安中生活著。暴跌毫無疑問會到來。雖然暴跌和不景氣讓我感到不安，但更讓我不安的是之後的事情。在暴跌和不景氣之後，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未來呢？人類和建築的關係應該變成什麽樣呢？
我來到紐約時，並不清楚如何協調我在撒哈拉發現的某種模糊的東西與眼前的現實之間的關係。紐約的氣氛不僅沒能幫我解決問題，反而加重了我的不安。我在校區位於哈勒姆區邊上的西115街的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客座研究員，沒有工資，同時也沒有任何義務，很是自由，於是我就在美國到處亂逛。到了晚上，為了發泄不安，就開始寫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