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實際上我絲毫沒有感到悲觀，我已經開始看清適合這個時代的幸福了。而且比起1964年那種光滑、閃亮的幸福來，這種新的幸福感可能更強烈。我想搭建一座能夠暗示這種新型幸福的體育場。帶著這樣的想法，我畫出了設計圖紙。
我認為，這座體育場首先必須是低矮的。在人口劇增、經濟每年都在大幅增長的1964年，高就是價值。丹下健三敏銳地察覺到了時代的這種欲望，在代代木的山丘上搭建起了兩座極具藝術性的高塔，然後把屋頂吊在了高塔上。那時，時代追求的是高度，低矮意味著土氣和落後。
但是，到了2020年，高是讓人覺得丟臉的事。在第一輪設計競賽中被選中的紮哈方案的最高處有75米。如果在外苑的森林中聳立著一座75米高的建築，無論是誰都會有一種違和感。我們的團隊首先設定了一個目標，那就是把高度控製在50米以下。即使是1958年建成的舊國立競技場，照明塔的最高處也有60米。可容納人數從5萬人增加到了8萬人，但同時卻要降低高度，這件事的難度非同小可。首先，我們對地麵進行了挖掘，使田徑賽場盡可能下陷。觀眾席也盡可能靠近賽場，同時控製高度，試圖以此來提升臨場感，並增強運動員與觀眾的一體感。另外，我們還想出了讓支撐屋頂的大梁的高度徹底變低的方法。最終，從外苑西路路麵到體育場最高處的高度被控製在了47.7米（見圖39）。
我們還注意到，2020年是成本的時代、節約的時代。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泡沫經濟破滅之後，對建築的非難與日俱增。社會上興起了這樣一些呼聲：公共建築是亂用稅款的表現，建築本身就是環境的破壞者，是破壞國家財政體係的社會性罪犯。建築師被認為是代表建築係統的罪犯，經常受到抨擊。小泉政權的核心政策就是把公共事業減半，並借此獲得了國民的支持。保守黨政權與建築業界互相支持的戰後日本體係終於畫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