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過很多渠道獲得了有關阿德勒及其生平的信息：馬納斯特（Manaster）和科爾西尼（Corsini）寫過一篇自傳性的隨筆，伯托姆（Bottome）也談到了自己以及朋友們與阿德勒交往的經曆。這部分介紹是把我們已有的信息，與個體心理學理論相融合，對阿德勒的性格做出“有根據的推斷”。
阿德勒自己提到過他是父親最喜愛的孩子，但覺得被母親排斥；他曾傷害過一個患有佝僂病的男孩；他對弟弟的死印象深刻；他從嚴重的肺炎中死裏逃生。記住這些特殊事件有什麽意義呢？這樣一個人，很有可能與女性建立類似他與母親的緊張關係。事實上，阿德勒與一個熱情的女權主義者結婚了，聽說婚姻不是很幸福（據說他的“男性的抗議”理論便基於此）。我們也看到大量疾病和死亡的影像再現了他的記憶的主題。
的確，阿德勒最初的記憶包含了他的心理學理論的很多元素：“我記得自己坐在板凳上，身上綁著為治療佝僂病而用的繃帶，我的哥哥坐在對麵。他很健康，不費力氣就可以奔跑、蹦跳，而我做任何動作都要費很大力氣。每個幫助我的人都感到難過，我的父母做了他們能做的一切。”我們隻能猜測這段記憶意味著什麽，當觀察者了解身體缺陷、跟他人做對比、幫助他人、性格友善，這些主題對這個人的生活具有重大意義。有趣的還有阿德勒的另一段記憶：“有一個人在醫生手上遭了好大的罪，所以我要當一名真正的醫生。”這裏我們能看到一個結論——一個目標——終其一生吸引著阿德勒的目標。阿德勒還有兩段與個體心理學的主要概念類似的記憶：第一段是他聽到一首描述人們言行不一的歌，這使他對人們的語言和行為之間的差異產生興趣；另一段是他通過參觀墓地來麵對“死亡的恐懼”，這和克服自己弱點的勇氣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