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歲時，我是個可惡的小勢利眼，但我這個年紀這個階級的其他男孩也好不到哪兒去。我估計，全世界沒有哪個地方能像英格蘭的公學那樣，勢利無處不在，並以如此精細而微妙的方式培養著勢利。至少在這一點上，不能說英格蘭的“教育”失職。離開學校不出數月，你就忘了拉丁語和希臘文——我學了十幾年的希臘語，而現在，三十三歲的我連希臘字母表也背不出——但你的勢利，除非你像根除藤蔓植物一樣堅持不懈地根除它，否則它就會一直伴隨你到死亡。
在學校裏，我處境艱難，因為我周圍的男生們大多都比我富裕得多，我能去一家昂貴的公學，純粹是因為我正巧得了一份獎學金。這是上層偏下中產階級子弟的普遍經曆，包括神職人員、英國駐印官員等人的兒子，它對我的影響大概也不例外。一方麵，它使我越發堅持自己的紳士教養；另一方麵，它讓我對那些父母比我父母有錢，並特意讓我知道這點的男生們充滿了怨恨。我鄙視一切不能稱為“紳士”的人，但我也討厭那些卑鄙的富人，尤其是為富不久的那些。我覺得，正確而高雅的做法是出身紳士家庭但是沒什麽錢。這是上層偏下中產階級信條的一部分，帶著一種流亡的詹姆斯黨式的浪漫感覺，給人慰藉。
但戰爭期間和戰爭剛剛結束的這些年，學校經曆了一段奇怪的時期，因為英格蘭一個世紀以來，或者從那以後，從沒如此接近革命。一陣革命的熱情幾乎席卷全國，此後盡管消退淡忘了，卻也沉澱下了豐富的東西。最主要的，盡管當時的人們無法預見，但是戰爭直接造成了青年對長輩的反抗。戰爭時期，青年蒙受犧牲，老人們的表現即使時隔這麽久，還是令人發指。他們躲在安全地帶，故作嚴厲，盡顯愛國之情，而他們的兒子在德軍的機關槍下如一茬茬稻草般倒下。而且，戰爭主要由老人指揮，卻指揮得一塌糊塗。到1918年，所有四十歲以下的人都對長輩沒了好氣兒，戰鬥之後反戰情緒自然高漲，演變成了一場普遍的對正統和權威的反抗。那時候，年輕人中出現了一種奇怪的時髦，就是憎恨“老頭子”。“老頭子”掌權造成了人類所知的每一樁罪惡。每一項約定俗成的東西——從斯科特的小說到上議院——僅僅因為“老頭子”支持，就都受到了嘲弄。有幾年，做當時所謂的“布爾什維克”成了一時風尚。英格蘭充滿了半生不熟離經叛道的觀念。和平主義、國際主義、各式各樣的人道主義、自由**、離婚改革、無神論、控製生育——這樣的東西都廣為流傳，遠超正常時期。當然，革命情緒也感染了那些年紀太小沒法鬥爭的人，甚至感染了公學裏的男生們。那時候，我們全都以為自己是一個新時代的進步人士，丟掉了可惡的“老頭子們”強加給我們的所有正統思想。基本是我們還保持著我們階級的勢利觀念，我們就想當然地認為可以找到輕鬆的工作，繼續領取自己的俸祿，但我們又自然地覺得要“反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