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回家的路上，遇見一個邊走邊拉二胡的“流浪藝人”。感覺他拉得很美，時而行雲流水，時而洋洋灑灑，時而哀婉纏綿，時而如泣如訴。他離開的時候，我竟怔怔地站在原地望了好一陣，直到他憂鬱的背影漸去漸遠。我想，他或者是個情感受挫的人，或者是個為生活所迫的人，但肯定是個放不下琴聲、放不下心中夢想的人。
“流浪藝人”的背影，讓我想起了19世紀法國偉大的音樂家柏遼茲。1828年，英國肯勃爾劇團來到巴黎，在奧德翁劇院演出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羅密歐與朱麗葉》《李爾王》《奧賽羅》等劇。
當時24歲的柏遼茲看了27歲的愛爾蘭女演員斯密森的演出後，在感覺莎士比亞對他“有如一陣雷擊”的震撼的同時，還感到美麗的斯密森對他“也是一陣雷擊”。但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斯密森沒有接受他的求愛，並爽快地告訴他：“沒有比這更不可能的了。”
對柏遼茲來說，這無疑是沉重的一擊。雖然後來柏遼茲和斯密森度過了一段美麗時光，但還是以失敗而告終。柏遼茲的第二次婚姻，則更顯得冷酷而不幸。他曾經的好友瓦格納與李斯特私下談到柏遼茲的第二任妻子時說：“一個惡毒的女人可以毀滅一個輝煌的男人，她心裏高興了，卻讓男人很狼狽。”
貧困的生活，加上貴族社會對他音樂的漠視以及情感的屢屢受挫，1842年起，他不得不多次往來於比、德、奧、捷、匈、英、俄等國，旅行演奏自己的作品，名副其實地過起了“在流浪中生存”的生活。
流浪的旅途中，柏遼茲創作了大量輝煌、嘹亮的音樂，也譜寫了大量含蓄、寧靜的作品。兩種風格最集中地體現在他的《安魂曲》中。隻是柏遼茲的音樂當時不被人接受和理解，這使他格外傷心。直到《幻想交響曲》被李斯特等音樂大家認定是藏在浪漫主義標題後麵的古典傑作之後，他的音樂才被完全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