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關於佛教流行的敘述極多，全書充滿因果報應的氣味。如喪事則延僧作醮追薦（第八回，第六十二回），平時則許願聽經宣卷（第三十九回，第五十一回，第七十四回，第一百回），布施修寺（第五十七回，第八十八回），胡僧遊方（第四十九回），而歸結於地獄天堂，西門慶遺孤且入佛門清修。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實，假如作者所處的時代佛教並不流行，或遭壓迫，在他的著作中絕不能無中生有捏造出這一個佛教流行的社會。
明代自開國以來，對佛道二教，初無歧視，後來因為政治關係，對喇嘛教僧稍予優待，天順、成化間喇嘛教頗占優勢，佛教徒假借餘光，其地位在道教之上。到了嘉靖時代，陶仲文、邵元節、王金等得勢，世宗天天在西苑玄修作醮，求延年永命，一般方士偶獻一二秘方，便承寵遇。諸宮僚翰林九卿長貳入直者往往以青詞稱意，不次大拜。天下靡然風從，獻靈芝、白鹿、白鵲、丹砂，無虛日。朝臣亦天天在講符瑞，報祥異，甚至征伐大政，必以告玄。在皇帝修養或做法事時，非時上奏的且得殊罰。道士遍都下，其領袖貴者封侯伯，位上卿，次亦綰牙牌，躋朝列，再次亦淩視士人，作威福。一麵則焚佛牙，毀佛骨，逐僧侶，沒廟產，熔佛像，佛教在世宗朝算是銷聲匿跡，倒盡了黴。
到隆、萬時，道教失勢了，道士們或貶或逐，佛教徒又承渥寵，到處造廟塑佛，皇帝且有替身出家的和尚，其煊赫比擬王公（明列帝俱有替身僧，不過到萬曆時代替身僧的聲勢，則為前所未有）。《野獲編》卷二七《釋教盛衰》條：
武宗極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唄唱無異。至托名大慶法王，鑄印賜誥命。世宗留心齋醮，置竺乾氏不談。初年用工部侍郎趙璜言，刮正德所鑄佛鍍金一千三百兩。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議，至焚佛骨萬二千斤。逮至今上，與兩宮聖母首建慈壽、萬壽諸寺，俱在京師，穹麗冠海內。至度僧為替身出家，大開經廠，頒賜天下名刹殆遍。去焚佛骨時未二十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