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東原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以攻宋儒。近人亟稱之，謂其足救宋儒之失，而創一新哲學也。予謂戴氏之說，足正宋學末流之弊耳；至其攻宋學之言則多誤。宋學末流之弊，亦有創始之人，有以召之者，戴氏又不足以知之也。宋學之弊，在於拘守古人之製度。製度不虛存，必有其所依之時與地。而各時各地，人心不同。行諸此時此地，而犁然有當於人心者，未必其行諸彼時彼地，而仍有當於人心也。欲求其有當於人心，則其製不可不改。是以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此猶夏葛而冬裘，其所行異，其所以求其當同也。宋之世，去古亦遠矣，民情風俗，既大異於古矣，古代之製，安能行之而當於人心乎？宋儒不察，執古之製，以為天經地義，以為無論何時何地，此製皆當於理。略加改變，實與未改者等，而欲以施之當時。夫古之社會，其不平等固甚。宋時社會之等級，既不若古之嚴矣。在下者之尊其上，而自視以為不足與之並，並不若古之甚矣。宋儒執古之製而行之，遂使等級之焰複熾，與人心格不相入。戴氏之言曰：“今之治人者，視古聖賢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屑措諸意。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夫使尊者、長者、貴者，威權益增；而卑者、幼者、賤者，無以自處，是誠宋學之弊，勢有所必至。由其尊古製、重等級，有以使之然也。（東原又謂：“今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曰理者。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懾，口不能辭者理屈。”此則由人類本有強弱之殊，理特其所借口耳。不能以此為提倡理者之罪也。）至於以理責天下之人，則非創宋學者之所為，而為宋學末流之失。戴氏又謂“理欲之說行，則讒說誣辭，得刻議君子而罪之，使君子無完行”。夫以宋儒克己之嚴，毫厘不容有歉，因推此繩君子而失之嚴，事誠有之。至於小人，則宋儒曷嚐謂其欲可不遂，而不為之謀養生送死之道哉？橫渠見餓殍，輒谘嗟，對案不食者經日。嚐以為欲致太平，必正經界。欲與學者買田一方試之，未果而卒。程子提倡社會，朱子推行社會。凡宋儒，講求農田、水利、賦役之法，勒有成書，欲行之當世者，蓋數十百家。其誌未嚐行，其書亦不盡傳，然其事不可誣也。鄉曲陋儒，抱《性理大全》，侈然自謂已足；不複知世間有相生相養之道；徒欲以曠世之高節，責之人民，此乃宋學末流之失，安可以咎宋學乎？宋儒所謂理者，即天然至善之名，戴氏所謂必然之則也。戴氏稱人之所能為者為“自然”，出於血氣；其所當止者為“必然”，出於心知。與宋儒稱人之所能為而不必當者為氣質，為欲；所當善者為義理，為性，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夫特異其名而已。戴氏則曰：“吾所謂欲者，出於血氣；所謂理義者，出於心知。血氣、心知，皆天之所以與我，是一本也。宋儒謂理出於天，附著湊泊於形體。形體者氣質，適足為性之累。是二之也。”夫宋儒曷嚐謂氣質非出於天哉？謂“義理氣質，同出於天，則氣質不應為義理之累。宋儒謂氣質為義理之累，是二之也。”然則戴氏所謂血氣者，任其自然，遂不足為心知之累歟？謂任血氣之自然，不足為心知之累，則戴氏所謂“耳目鼻口之欲，必以限製之命節之”之說，為不可通矣。謂性必限之以命；而聲色臭味當然之則，必以心為之君；則宋儒之說，戴氏實未有以易之也。若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心知之自然能好懿德，猶耳目鼻口之自然能好聲色臭味。以是見義理之具於吾心，與宋儒謂義理之性原於理，而理出於天者不同。”則宋儒固亦未嚐不謂理具於吾心也，特本之於天耳。即戴氏謂義理之性天然具於吾之心知，而推厥由來，亦不能謂其不本之於天也。戴氏謂“飲食能為身之養者，以其所資以養之氣，與所受之氣同。問學之於德性亦然”是也。安得謂宋儒“更增一本”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