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個契機促成了戲劇性的變化：其一，因為之前的分歧、爭論，1995年功權去美國管理分公司暫且回避一下。在那裏他吸收了很多美國體製下商務、財務安排的方法以及產權劃分的理論，這帶來了一個契機。另一個契機跟女人有關：當時張維迎在牛津，介紹了一個女人回到中國，就是張欣。維迎把我們公司1992年寫的文章《披荊斬棘，共赴未來》給張欣看了，張欣要回國，我就讓維迎介紹張欣和我認識。她回來以後在保利和我見了麵，就算認識了。一個多月以後，我們去香港，張欣正在做投資銀行，我們一行三四個人去她家裏聚會，那次潘石屹跟張欣單獨聊過一會兒，等我們回來以後，他們倆就談戀愛了。於是又來了一個海外因素，張欣帶來的價值觀、對問題的看法都是西方的，認為不行就分嘛。張欣那時總在說我們的不是，她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場上把我們全否定了，說我們太土了。雖然大家覺得這是對我們兄弟感情的一種傷害，但她把西方商業社會成熟的合夥人之間處理糾紛的商業規則帶進了萬通。
功權和潘石屹接受了這樣的思想，開始說服我。如果我堅持，可能還是分不了。但這時又出現第三個契機，那時我也去了一趟美國，見到在加州的周其仁。我們聊了一個通宵，他愛聽故事，我就哇啦哇啦地說，我講了我們的問題，他就講了“退出機製”和“出價原則”，這給我一個非常大的啟發：不能用傳統文化中的兄弟感情處理萬通內部的矛盾，而要用商人的規則處理分家或者叫建立退出機製。
——馮侖《野蠻生長》
萬通出現大量的債務之後，進行了規模的收縮，這雖然解決了萬通的危機，不過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那就是萬通今後該怎樣去走，萬通的幾個合夥人該如何繼續合作。當時，有兩種想法，其一是兄弟幾個繼續合作，穩健發展，讓萬通再次崛起；第二條路是大家分家。此時，每個人都已經在商場上摸爬滾打了許多年，早已經能夠獨當一麵了。分家後大家各自單幹，每人闖一片天地出來，到時候也能互相照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