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羅蘭
當羅馬萬籟俱寂時，他隱藏在自己的夜間工作中，這對於他來說正是一種需要。寂靜對他是一件好事，而夜晚則是他的朋友。
他就這樣地與那些卑微的朋友們交往著，他們是他的助手和他的開心果，而且，他還同另一些更卑微的“朋友”生活在一起：他的家畜——他的母雞和貓咪。
但他骨子裏是孤獨的，而且愈來愈厲害。“我總是孤獨得很，”1548年，他寫信給他侄兒時說，“我同誰都不說話。”他不僅漸漸地與人類社會隔絕，而且與人類的利害、需求、快樂、思想也都分隔開來了。
把他與他那個時代的人們維係在一起的那個最後的**——共和熱情——也熄滅了。1544年和1546年，在他兩次重病染身時，他的被放逐的共和黨人朋友裏喬把他接到斯特羅齊家中時，他那股**還放射了最後的一道閃電似的光芒。米開朗琪羅病愈後，便讓人去求亡命裏昂的羅伯特·斯特羅齊向法國國王請求履行諾言。他還補充說道，如果弗朗索瓦一世前來佛羅倫薩為羅伯特·斯特羅齊恢複自由的話，他保證自己出資為他在市政議會廣場建一尊騎在馬上的青銅像。1546年，為感激斯特羅齊留他在他家養病，他把兩尊《奴隸》雕塑送給了他，後被斯特羅齊轉贈給弗朗索瓦一世了。
但這隻是政治狂熱的一次——最後的一次迸發。他在1545年與賈諾蒂的談話錄的一些片斷中，幾乎表達了同托爾斯泰的鬥爭無用論和不抵抗主義相同的思想：
敢於殺害某個人是一種妄自尊大，因為你無法肯定地知道死是否能產生善，而生就產生不了善。因此，我無法忍受那些人，他們認為如果不以惡——也就是以殺戮——為開始的話，就不可能產生善。時代變了，一些新的情況出現了，欲望也轉變了，人也厭倦了……總而言之，總是有人們從未預料到的事情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