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內戰期間，我曾因被懷疑在淩晨三點時分將秘密材料夾帶進貨物帶出倉庫而受到監視。士兵小組的行動與黑暗的夜色似乎為我的輕率舉動提供了良好的掩護。但我的行徑對於一些無政府主義民兵來說一定十分可疑。
很簡單，我還沒覺察到他們在靜隱靠近時，他們便已緩緩地向我走近了，就像十指牽動雙手一般輕柔。而後他們用槍緊緊抵住我的腹部，周遭陷入一片肅靜。最後，我舉起了雙手。
我覺察到他們正盯著我看，不是盯著我的臉，而是盯著我的領帶（如此奢華高調的一條領帶在無政府管轄區域實屬罕見）。我的肌肉因緊張而繃緊。在這一快速審判的時刻，我等待他們給我致命一槍。但是他們卻沒有扣動扳機。我的大腦在經曆了數秒的空白之後，輪班工作的士兵出現了。他們的出現對我來說就像是在另一個宇宙上演的一出夢幻芭蕾——那些拿槍指著我的無政府主義者輕輕地點點頭，然後勒令我走在他們前麵，不慌不忙地穿過了圍場。這次捕獲行動可謂是在沉默中完美收官，就像是海下生物所玩的一場遊戲。
我很快被帶到一間地下室，然後又被轉移到了一個哨所。那裏隻點了一盞微微發亮的油燈，一些民兵在打哈欠，他們的槍就放在雙腿間。他們用中性的聲音和我隊伍裏的一個人說了會話。其中一個人對我進行了搜身。
我會說西班牙語，可我不懂加泰羅尼亞語。但我還是明白了他們的意思，他們要查看我的證件。我的證件被我遺落在了賓館裏。我回答道：“賓館……記者……”但我並不確定他們是否聽懂了我說的話。俘虜我的那個人將我的相機在我眼前晃了又晃，暗示我他們掌握著指證我有罪的證據。他們中有些人在打哈欠，坐在搖椅上前後搖晃，時不時站起身來顯得一臉無聊，而後又隨意地靠在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