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的事件不論采取任何形式來表現，為了使我們的心情高揚，都會賦予特殊的跳躍。悲劇中所以帶有這種性質，是因為它產生“世界和人生並不真能使我們滿足，也沒有讓我們沉迷的價值”的認識。悲劇的精神在於此，也正因為如此，才引導我們走向“絕望”。
我也承認，古希臘、古羅馬的悲劇中，絕少直接以動作表現或以口頭說出這種絕望的意念。《俄狄浦斯在科隆納斯》[6]一劇中的主角，雖能看得開而欣然就死，但仍然借著對祖國的複仇之念來作為慰藉。《伊菲格涅亞在陶裏斯》[7]最初本是盡量逃避“死”，但為了希臘全土的幸福而欣然受死。希臘偉大的劇作家埃斯庫羅斯[8]在《阿伽門農》一劇中，加桑多拉雖然也是從容而死，她還說“我的人生已經足夠了”，但仍有複仇的念頭來安慰她。
索福克勒斯《崔克斯的女人》中，赫拉克勒斯雖是為時勢所屈而慷慨赴義，但也不是瀕臨絕望。歐裏庇得斯的《希波呂托斯》也一樣，為了安慰他而出現的女神阿耳忒彌斯對他保證說，死後一定替他蓋祠廟和保證身後的名譽。但絕不是指示他超脫人的生存，所以也像所有的神靈遺棄瀕死的人一樣，這位女神終於也棄他而去。
基督教中說天使出現在臨死的人跟前，婆羅門教、佛教中也有相同的說法，並且，佛教的諸神佛實際還是從死人中所“輸入”。所以，希波利塔和希臘所有的悲劇主角一樣，雖然對這難以逃避的命運和神靈不可違拗的意誌看得很開，但並沒有表現放棄“生活的意誌”。
斯多亞學派的恬淡和基督教的看破紅塵，根本上就大異其趣，主要的區別是：前者泰然接受和低著頭忍耐那些難以逃避的災禍，基督教則是斷絕、放棄意欲。古代悲劇的主角屬於斯多亞派，在命運不可避免的打擊下，老老實實地臣服；基督教的悲劇則反之，它們是放棄全體的“生存意誌”，意識到世界的無價值和空幻，而樂意放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