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心理學家詹巴鬥曾進行過一項有趣的試驗：把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分別停放在兩個不同的街區。其中一輛完好無損，停放在帕羅阿爾托的中產階級社區，而另一輛，摘掉車牌、打開頂棚，停放在相對雜亂的布朗克斯街區。結果怎樣呢？
停在中產階級社區的那一輛，過了一個星期還完好無損；而打開頂棚的那一輛，不到一天就被偷走了。
後來，詹巴鬥把完好無損的那輛汽車敲碎一塊玻璃，僅僅幾小時汽車就不見了。
以這項試驗為基礎，美國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林提出了一個“破窗效應”。他們認為：如果有人打壞了一棟建築上的一塊玻璃，又沒有及時修複，別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碎更多的玻璃。
久而久之，這些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在這種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蔓延。
“偷車試驗”和“破窗效應”更多的是從犯罪心理去思考問題，但不管把“破窗效應”用在什麽領域，角度不同，但道理相似：環境具有強烈的暗示性和誘導性，必須及時修好“第一扇被打碎的窗戶玻璃”。
推而廣之，從人與環境的關係這個角度去看，我們周圍的生活中所發生的許多事情，不正是環境暗示和誘導作用的結果嗎？
比如，在窗明幾淨、環境幽雅的工作場所，沒有人會大聲喧嘩或“噗”地吐出一口痰來；相反，如果環境髒亂不堪，倒是時常可以看見吐痰、便溺、打鬧、互罵等不文明的舉止。
又比如，在公交車站，如果大家都井然有序地排隊上車，又有多少人會不顧眾人的文明舉動和鄙夷眼光而貿然插隊？與這相反，車輛尚未停穩，猴急的人們你推我擁，爭先恐後，後來的人如果想排隊上車，恐怕也沒有耐心了。
因此，環境好，不文明之舉也會有所收斂；環境不好，文明的舉動也會受到影響。人是環境的產物，同樣，人的行為也是環境的一部分，兩者之間是一種互動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