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一定知道今天講座的主題是什麽。你們會問，既然我們承認了分析療法的影響主要取決於移情，那為什麽不利用精神分析療法中的直接暗示呢？這又引起了下麵這個疑點：我們既然承認暗示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那還能保證精神分析的發現具有客觀性嗎？我答應你們，一定給出一個全麵的答案。
直接暗示指的是直接針對症候表現的暗示，它是你們的權威性和疾病動機之間的一種鬥爭。在此過程中，你們不關心動機，隻要求患者壓抑症候的表達。所以，你們是否對患者實施催眠是無關緊要的。伯恩海姆以一貫的敏銳眼光，指出暗示是催眠術的本質現象，催眠術本身就是暗示的結果，是暗示造成的狀態。伯恩海姆尤其喜歡對清醒狀態下的人提出暗示，得到的結果和在催眠狀態下的暗示相同。
我現在應該先講經驗的證據，還是先進行理論的探討呢？
還是從經驗講起吧。1889年，我前往南錫（Nancy）拜訪伯恩海姆，成為他的一名學生，將他的著作翻譯成了德文。我多年一直用暗示進行治療，一開始隻借助於“禁止的暗示”，後來與布洛伊爾的調查患者生活的方法結合使用。所以，我可以根據經驗評價催眠或暗示療法。根據古人對於醫學的了解，理想的治療方法必須迅速、可靠且不給患者造成不快。我們發現催眠療法至少符合其中兩項。催眠療法實施起來可以非常迅速，遠超分析療法，速度快得簡直難以描述；同時也不會給患者帶來煩惱或不適。從長遠角度看，醫生會覺得催眠療法相當枯燥單調，因為每個病例基本都是一樣的；它總能遏製各種不同的症候出現，但不能了解症候的意義和重要性。這種二流工作不是科學活動，甚至有江湖術士之嫌。但為了患者利益，也可以忽略不計。不過，催眠術難以滿足第三項要求，它在有些病例中可以生效，另一些則不能；有時成效顯著，有些則收效甚微，理由難以解釋。比技術的多變性更糟糕的是，催眠術的治療效果還難以維持。治療結束不久之後，我們可能聽說患者舊病複發，或者患上了新的病症。我們可以再次使用催眠術進行治療。與此同時，我們也經常聽到有經驗的人士警告，重複使用催眠術可能使患者失去自立能力，習慣於依賴催眠療法，就像麻藥上癮一樣。反過來說，催眠療法施行之後，有時也能達成醫生的期望，用最少的勞力達成長久而完整的效果。但取得理想結果的條件尚不清楚。有一次，我用短時間的催眠療法治好了一名患者，可患者又突然無故對我憤怒不已，以至於舊病複發。後來，我與她和解，治好了她的病，可她又對我恨之入骨。還有一次，我曾多次使用催眠療法治愈的一名神經症患者，在治療時突然伸出手臂環抱我的脖頸。無論你們是否願意，既然出了這種事情，我們就必須探究暗示權威本質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