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言之，從古史中尋求出一種係統，固現在讀史者之渴望，然其結果須由客觀歸納得來。中唐以後，除非就選舉法根本改革，任何人執政都不能離開進士29，無論舊族、寒門，同爭取進士出身，寒門而新興，亦複崇尚門第，因之，沈氏“牛黨重科舉，李黨重門第”之原則，微特不適於二三流分子，甚至最重要之黨魁，亦須列諸例外。是所謂“原則”，已等於有名無實。如斯之“係統論”，直蒙馬虎皮而已。
（二）《通鑒》喪失公正立場——讚同僧孺放棄維州
柳詒徵又言“唐之牛僧孺、李德裕雖似兩黨之魁，然所爭者官位，所報者私怨，亦無政策可言，故雖號為黨而皆非政黨也”30；是說也，施諸牛黨合，施於德裕則否。德裕非黨而有政策可言，其最要者曰複維州失地。
維州地區（今汶川西北），辟自劉蜀。隋開皇四年討叛羌，以其地屬會州，後又沒賊。武德七年，白狗羌首領內附，因地有薑維城，命名曰維州。乾元二年，被吐蕃攻陷31。德宗時，韋皐屢出兵攻之，不能克。大和五年九月，吐蕃所置吏悉怛謀盡率其眾來降成都，德裕方節度西川，受其人及地；事下百官議，時僧孺執政，藉口棄信恐激吐蕃侵京師32，於是詔將維州及諸降眾付吐蕃，吐蕃悉誅之，“擲其嬰孩，承以槍槊”，（《文饒集》一二）慘不忍聞。司馬光為自護其非33，乃拾僧孺餘唾，齗齗作義利之辨，其辭曰：
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奸。”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嚐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通鑒》二四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