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人事劇變的時代，若將人類的行動加以觀察，便可感到一種苦悶與無能的情操。什麽事情都好似由於群眾犯了一樁巨大的謬誤，而這個群眾卻是大家都參加著的，且大家都想阻止，指引這謬誤，而實際上終於莫名其妙地受著謬誤的行動的影響。普遍的失業呀，災荒呀，人權剝奪呀，公開的殺人呀，生長在前幾代的人，倒似乎已經從這些古代災禍中解放出來了。在五十年中，西方民族曾避免掉這種最可悲的災禍。為何我們這時代又要看到混亂與強暴重新抬頭呢？這悲劇的原因之一，我以為，是由於近代國家把組成纖維的基本細胞破壞了之故。
在原始的共產時代以後，一切文明社會的母細胞究竟是什麽呢？在經濟體係中，這母細胞是耕田的人借以糊口度日的小農莊，如果沒有了這親自喂豬養牛飼雞割麥的農人，一個國家便不能生存。美洲正是一個悲慘的例子。它有最完美的工廠，最新式的機器，結果呢？一千三百萬的失業者。為什麽？因為這些太複雜的機器變得幾乎不可思議了。人的精神追隨不上它們的動作了。
並非美國沒有農人，但它的巨大無比的農莊不受主人支配。堆積如山的麥和棉，教人怎能猜得到這些山會一下子變得太高了呢？在小農家，是有數千年的經驗和眼前的需要安排好的，每一群自給自食的農人都確知他們的需要，遇著豐年，出產賣得掉，那麽很好，可以買一件新衣，一件外套，一輛自由車。遇著歉收，那麽，身外的購買減少些，但至少有得吃，可以活命。這一切由簡單的本能統治著的初級社會，聯合起來便形成穩重的機軸，調節著一個國家的行動。經濟本體如此，社會本體亦是如此。
一般改革家，往往想建造一種社會，使別種情操來代替家庭情操，例如國家主義，革命情操，行伍或勞工的友誼等。在或長或短的時間距離中，家庭必改組一次。從柏拉圖[1]到奚特[2]，作家盡可詛咒家庭，可不能銷毀它。短時期內，主義的攻擊把它壓倒了，精神上卻接著起了恐慌，和經濟恐慌一樣不可避免，而人類重複向自然的結合乞取感情，有如向土地乞取糧食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