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並不是以宗教麵對世人，特別是孔子時代的中國風俗，正帶有一切以義務為先、權利居後的傾向。
——澀澤榮一
世人動不動就說，《論語》缺乏權利思想，還有人認為沒有權利思想的東西，就無法施行文明國的完整教育。我認為這些論者的主張必然是謬見和錯想。誠然，孔子之教從表麵上看或許缺乏權利思想，特別是把它拿來跟以基督教為精髓的西方思想比較時，可能會發現，孔子的思想在權利思想方麵的觀念就顯得十分薄弱了。但是我還是認為，說這種話的人並沒有真正了解孔子。
孔子與一開始就以宗教家麵目出現的基督和釋迦不同，孔子並不是以宗教麵對世人，特別是孔子那時代的中國風俗，正帶有一切以義務為先、權利居後的傾向。所以在兩千年後的今天，把他拿來和思想全然不同的基督相比，這種主張一開始就犯了根本性的錯誤，所以，其比較結果也必然產生差異。那麽，孔子之教是否全然缺乏權利思想呢？以下就我所看到的稍加披露，以對社會作一啟蒙。
《論語》主義的教旨在於律己。教人這樣那樣，或者應該這樣那樣，全是用消極的方式來說明“人道”。如果我們真能將這種主張推廣，那麽最終結果一定可以讓人立足於天下。雖然孔子從一開始就好像沒有想過要為宗教而立其學說以教人，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下定結論說孔子完全沒有教育觀念。假如孔子有機會掌握政權，那麽他必然會采取施行善政、富國安民、推行王道等等措施了。換言之，孔子最初的意向是成為一位經世濟民的政治家。由於孔子以一個經世家的立場立於世間，當門人提出各種問題來問他的時候，他都曾一一給予回答。而他的門人也是來自各階層的，因此詢問的內容就顯得相當廣泛，有問政事的，有問忠孝的，也有問禮樂、文學的。將這些問題與回答收集起來便成為《論語》二十篇了。孔子到了晚年（六十八歲時）才研究《詩經》，注解《書經》，編輯《易經》，作《春秋》，如同福地櫻癡居士所說，孔子僅僅在六十八歲之後的五年間（孔子享年七十有二）才真正用心於傳道性的教學。他生在缺乏權利思想的社會，又不是以宗教家的立場立於世以引導他人，所以說，孔子在教育學說上很刻意地不去強調權利思想，實在是不得已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