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數年輕作家一樣，我開始寫劇本，因為我認為，把人們說的東西寫在紙上比寫故事要容易得多。約翰生博士（Dr.Johnson）很久以前就說過，設計對白與構思曆險故事相比要容易得多。我翻遍了自己十八歲到二十歲的那些舊筆記本，上麵記錄了我腦海中構想的戲劇場景，我發現對白總體上來說比較容易，也更能實現。那些笑話盡管再也無法使我笑出來，但用的是當時人們使用的語言。我憑本能領會了其口語的特征。但是這種笑話很少，而且也有些粗俗。我的劇本主題都很陰鬱。故事在憂鬱、絕望和死亡中結束。在我第一次去佛羅倫薩的旅途中，隨身帶著《群鬼》（Ghosts），當時我在認真地學習但丁（Dante），為了掌握技巧，同時也作為消遣，我試著把它從德語翻譯成英語。我記得，盡管我對易卜生（Ibsen）十分欽佩，但我還是覺得帕斯特·曼德斯（Pastor Manders）有點無聊。當時，《譚格瑞的續弦夫人》（The Second Mrs.Tanqueray）正在聖詹姆斯劇院（St.James’s Theatre）上演。
在接下來的兩三年裏，我完成了幾部開幕戲，並把它們寄給了不同的經理人。有一兩本再也沒有退還給我，我沒有底稿，所以這些劇本就遺失了。其他的幾個劇本讓我有些氣餒，於是將它們束之高閣，有的還銷毀了。在那時以及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對於一個不知名的劇作家來說，創作一部作品要比現在困難得多。由於花費低，劇本上演的周期長，由平內羅（Pinero）和亨利·阿瑟·瓊斯（Henry Arthur Jones）領銜的一小群作家，可以在需要時為主要劇院寫劇本。法國的舞台仍在蓬勃發展，對刪減版的法語劇本進行改編也很受歡迎。從喬治·穆爾（George Moore）的《阿靈福德的罷工》（Strike at Arlingford）在獨立劇院（Independent Theatre）上演這件事來看，我腦子裏有了一個想法，我認為我的劇本唯一可能被出演的機會和方式，就是先為自己贏得小說家的名聲。所以我把戲劇放在一邊，全身心投入到寫小說上。讀者可能會認為，對於一個年輕的作家來說，這種有條不紊的工作方式是不適宜的。它所表明的是一種事實上的思想轉變，而不是一種天賜的衝動，要以藝術作品豐富這個世界。當我出版了幾本小說，還有一卷短篇小說集，準備把它們拿去付印時，我才坐下來寫自己的第一部多幕劇劇本。這部戲叫《正人君子》（A Man of Honour）。我把它寄給了福布斯·羅伯森（Forbes Robertson），當時他是一位很受歡迎的演員，以其藝術品位而聞名。三四個月後，他把劇本退給我，我又寄給了查爾斯·弗羅曼（Charles Frohman），沒想到他也把劇本退了回來。最後我把劇本重新寫了一遍，而此時我又出版了兩本小說，其中一本《克拉多克夫人》（Mrs. Craddock）獲得了巨大成功。我開始被視為一個嚴肅而有前途的小說家。因此，我決定把劇本寄給演劇社（Stage Society）。他們接受了它，委員會成員W. L. 考特尼（W. L. Courtney）非常喜歡它，並交由《雙周評論》（Fortnightly Review）發表。此前他隻出版過一個劇本，即克利福德男爵夫人（Mrs. Clifford）的《黑夜的肖像》（The Likeness of the Night），所以對我來說，這是一種莫大的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