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個劇本上演檔期很長，而《探險者》又反響平平。我並沒有賺很多錢，因為在那些日子裏，一部熱門戲劇的收入比現在少得多，我的版稅也少得可憐，但無論如何我都擺脫了經濟上的窘況，我的未來似乎是確定無疑的。四部戲劇同時上演的事實讓我“聲名”遠揚，伯納德·帕特裏奇（Bernard Partridge）還為《笨拙》（Punch）周刊畫了一幅漫畫，畫中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在宣傳我的戲劇的展板前咬著手指。我接受了很多拍照和采訪。一些有名望的人開始與我攀談結識。我的成功突如其來，讓人出乎意料。與其說我感到興奮，不如說我鬆了一口氣。我想我缺少那種對世事感到吃驚意外的品質，就像在旅行中，對那些最奇異的景象和最新奇的環境，我都覺得平平常常，因此不得不強迫自己去注意它們的與眾不同，所以，現在我把所有這些忙亂、讚譽看作自然而然的一件事。一天晚上，我獨自在俱樂部裏吃飯，一位與我素不相識的會員，正在我的鄰桌招待一位客人，他們要去看我的一部戲，於是開始談論我。那位會員提到我是俱樂部的一員，客人問道：
“你認識他嗎？我想他大概是很膨脹、很傲慢的吧。”
“我當然認識他了，”那位會員說，“他腦袋膨脹得連帽子都戴不上啦。”
他這麽說，真是冤枉了我。我認為這次成功是我應得的。我被自己的惡名逗樂了，但並沒把它當回事。我能想起有關那個時期的唯一明確記憶，是我在潘頓街（Panton Street）散步的一個晚上。路過喜劇劇院（Comedy Theatre）時，我碰巧抬頭一看，看到夕陽的餘暉點亮了雲霞。我停下來欣賞這美麗的景色，心裏想：感謝上帝，我現在可以看著日落，而不必去想該如何來描述它。我的意思是我再也不用寫書了，而是把自己的餘生都奉獻給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