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戰期間，我有許多空閑時間。一開始是因為我的工作隻占用了我每天的一部分時間，寫劇本也是把我的注意力從所做的事情上轉移開的一種便捷方式。後來，我得了肺結核，不得不長時間躺在**，寫劇本又成了一種愉快的打發時間的方式。很快，我接二連三地寫了一係列劇本。第一本是寫於1915年的《比我們高貴的人們》（Our Betters），最後一本是1927年的《堅貞的妻子》（The Constant Wife）。
這些劇本大部分都是喜劇。它們都是基於文藝複興時期非常盛行，並由哥爾德斯密斯（Goldsmith）和謝裏丹（Sheridan）繼承發揚的傳統而寫成的，由於它流行了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可能認為它確有特別吸引英國人的地方。不喜歡它的人把它描述為一種“人造”喜劇，並愚蠢地認為，用這個修飾語就是在斥責它。這是戲劇，它不是靠動作，而主要由對話組成。它以放縱的玩世不恭對待上流社會的幽默、愚蠢和罪惡。它溫雅從容，有時又多愁善感，因為這是英國人的特點，有點兒不真實。它並不會說教。有時它提出一個道德問題，但隻是聳聳肩，好像讓你不要太過於強調它。當忙碌的伏爾泰先生（Monsieur de Voltaire）去見康格裏夫（Congreve），與他討論當前的戲劇時，康格裏夫先生向他指出自己是個紳士而不是劇作家。拜訪者回答說：“如果你隻是一位紳士，我就不會費心地來拜訪你了。”伏爾泰先生無疑是他那個時代最睿智的人，但他在這方麵卻缺乏智慧。康格裏夫先生的話哲理很深。這表明他很清楚，喜劇作家從戲劇角度需要考慮的第一個人就是作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