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對現實主義的需求，使戲劇放棄了詩歌的點綴，所以，戲劇進行了錯誤的轉向。詩歌有一種特殊的戲劇價值，任何人在觀看拉辛（Racine）或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任何一部偉大作品中措辭激烈的長篇演說時，隻要觀察一下自己感受到的興奮和激動，就會明白詩歌的戲劇效果。這種興奮激動是獨立於理智之外的，是源自韻律詞句所帶來的情感力量。但不止於此，詩歌賦予事物傳統的形式，增強了審美效果。詩歌使戲劇達到了白話劇所不可能達到的一種美。無論你有多麽欣賞易卜生的《野鴨》（The Wild Duck）、王爾德的《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或者蕭伯納的《人與超人》（Man and Superman），如果你認為這些戲劇很“美”的話，你都算是濫用了“美”這個詞。但詩歌的主要價值在於，它把戲劇從清醒的現實中解救出來。它把戲劇放在了另一個層麵，使戲劇源於生活卻又與生活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樣，觀眾就更容易調整自己的感覺狀態，使他們更易於感受到戲劇的獨特魅力。在戲劇這種人為的傳播媒介中，生活不是一種逐字逐句的直譯，而是一種自由的意譯，因此劇作家有足夠的發揮空間，來使他的藝術達到所能達到的最佳效果。因為戲劇是一種假扮的藝術。它追求的不是事實，而是舞台效果。柯勒律治（Coleridge）所寫的那種“自願擱置懷疑”（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的態度對於戲劇而言是至關重要的。真實對劇作家的重要性在於它使戲劇更富有趣味，但對劇作家來說，真實隻不過是一種逼真。這是他能說服觀眾接受的東西。如果觀眾相信，一個男人得知在別人那裏發現了他妻子的手帕，他就因此懷疑他的妻子，那好，這就是引起他嫉妒的充分理由。如果他們相信，十分鍾之內就能吃完一頓六道菜的大餐，那就好極了，劇作家就可以繼續寫他的劇本了。但是如果無論是動機還是行動，都要求劇作家越來越現實主義，不能快樂或者浪漫地去裝點生活，而隻是去複製生活，那他就被奪走了大部分的創作資源。他被迫放棄獨白，因為人們自然不會對自己大聲說話。他不能精簡壓縮事件，以加快劇情的發展，必須使它們像在現實生活中一樣不慌不忙地發生。他必須避免意外和偶然，因為我們知道（在劇院裏）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結果表明，現實主義往往隻能產出一些單調乏味的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