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的腦海中仍然還有幾部戲。其中有兩三部隻是模糊的計劃，我願意放它們走，但有四部戲已在心中成形歸類，我已準備好把它們寫出來，而且我也意識到，如果我不把它們寫出來，它們會繼續纏擾我的。多年來我一直在想著它們，但我從未動筆，因為我認為它們不會給觀眾帶來歡樂。我一直不喜歡經理人在我身上虧錢，我認為這歸於我的資產階級本能，幸好總體來說他們並沒有虧錢。人們普遍認為，上演戲劇盈利與否的比例是四比一。當我說事實證明了我一直是四比一以上時，我認為我並沒有誇大其詞。我按照自己希望其越來越不成功的順序寫了我最後幾部戲劇。在我確定與觀眾了斷之前，我不想破壞我在公眾間的聲譽。我很驚訝，前兩部戲劇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最後兩出和我預料的一樣，沒那麽成功。我僅拿出《聖焰》（The Sacred Flame）這部戲談一下，因為我在其中嚐試了一個實驗，本書的一些讀者可能認為它足夠有趣，值得花幾分鍾時間斟酌一下。我嚐試在這部戲中寫一種比我過去習慣使用的更為正式的對話。我於1898年寫了我的第一部全幕劇劇本，1933年寫的最後一部。在那段時間裏，我目睹了對話的變化，從平內羅（Pinero）浮誇、迂腐的演講，從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優雅的造作，轉變到當今的極端口語化。對現實主義的需求誘使劇作家們越來越深地陷入了自然主義，正如我們所知，一種被諾埃爾·科沃德（Noel Coward）孕育到極致的風格。不僅要避免“過於文學”，還要極力追求“現實性”，而且避開語法的運用，句子被斷開，因為據說在日常生活中人們講話是不合乎語法的，采用斷句或者是不完整的句子，其使用的詞匯也是最簡單最普通的單詞。這種對白靠聳肩、揮手和麵部表情來彌補不足。由此我認為，此種過分跟風就是劇作家們對自己利益嚴重的損害。對於他們再現的俚語的、省略的、不完整的語言，隻是一個階層的語言，年輕且缺乏教育的富裕階級的語言，報紙上把此種人描述為“趕時髦”的人。他們是八卦專欄和插圖周刊頁麵中的人物。英國人發音不清，這是事實，但我不認為他們說話像別人所說的那麽不清楚。還有很多人，包括不同職業的成員以及有修養的女性，他們使用合乎語法和精心挑選的語言，來裝飾自己的思想，用合適的詞語和恰當的語序，清晰地說出他們想要表達的東西。當前的情形，迫使一名法官或者名醫像酒吧裏無所事事的人一樣無法充分地表達自己，嚴重歪曲了事實真相。它縮小了劇作家可以處理的角色範圍，因為他隻能用言語表明這一範圍。而當對白隻是一種口語化的象形文字時，不足以描繪出人類微妙的心靈或錯綜複雜的情感。劇作家不知不覺地被引導著去選擇觀眾心目中講話自然的人作為他的角色，其言談不可避免地簡單且淺顯。這樣一來限製了劇作家的主題，因為這種創作方式很難處理人類生活的根本問題，當你把自己局限於自然主義對話時，要想分析人性的複雜性（以及戲劇性的主題）是不可能的。自然主義的對白模式已經扼殺依賴口頭智慧的喜劇，而口頭智慧又依賴於巧妙的措辭。因此它在散文劇的棺材上又加了一個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