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喜歡讓事情在我的腦海裏慢慢醞釀，然後再付諸紙上，就一直這樣做記錄，直到四年後，我才寫下我在南海（South Seas）期間就構思好了的第一個故事。我已經很多年沒寫過短篇小說了，我通過寫短篇小說開始了我的文學生涯，而我的第三本書則是六個短篇小說的合集。它們的反響不太好。之後我偶爾試著為雜誌寫故事。我的經紀人敦促我寫得幽默一些，但我並不擅長這樣寫，我的文章冷酷、憤慨或者是諷刺。我想努力滿足編輯的想法並借此賺點錢，但這種努力卻很少成功。我現在寫的第一個故事叫作《雨》（Rain），它看起來好像應該沒有比我年輕時寫的那些書更幸運，因為一個又一個的編輯拒絕了它。但我不介意，我繼續寫。當我寫完六篇時，所有這些短篇小說最終都在雜誌上發表了，我把它們出成了一本書。它們的成功令人愉快，同時也令人意外。我喜歡這種形式。與我想象中的人一起生活兩三個星期，然後與他們一起完成一個作品，這真的很令人愉悅。在寫長篇小說的過程中，作家要和筆下那些人物朝夕相處好幾個月，所以很容易對他們感到厭倦，而寫短篇小說時，你就沒有時間感到厭倦了。這種故事，每篇大約有一萬二千字，雖然給了我充足的空間來發展我的主題，但我不得不寫得簡潔些，而我劇作家的寫作曆練，使我能輕鬆自如地應付。
當英國和美國的優秀作家們受到契訶夫（Chekov）的影響時，我開始認真地寫短篇小說，這對我來說是不利的。文學世界在某種程度上是缺乏平衡的，當一種潮流出現時，它不被看作是一種短暫的時尚，而是作為天堂的第一定律。那時有一種很盛行的觀念認為，任何有藝術傾向並想寫短篇小說的人都必須按照契訶夫那樣的風格去寫。一些作家將俄式的憂鬱、神秘主義、軟弱無能、絕望、徒勞無益和意誌薄弱移植到薩裏（Surrey）或者密歇根（Michigan），布魯克林（Brooklyn）或克拉珀姆（Clapham），並為自己贏得了很高的聲譽。必須承認，契訶夫（Chekov）不難模仿。我對此是深有體會的，有數十名俄羅斯難民在這方麵就做得很好。我深有體會，因為他們把自己寫的故事寄給我，以便我可以糾正其中的英文，而當我無法為他們從美國雜誌獲取大量金錢時，他們竟然對我生氣了。契訶夫是一位非常優秀的短篇小說作家，但他有自己的局限性，他非常明智地將這種局限性作為自己藝術的基礎。他沒有設計一個緊湊而具有戲劇性故事的天賦，這樣的故事你可以在晚餐桌上生動地講述，如《遺產》（L’Heritage）或者是《項鏈》（La Parure）。作為一個人，他的性情好像是愉快而實在的，但作為一個作家，他具有憂鬱愁苦的氣質，這使他厭惡並遠離暴力的行動和有生氣的事物。他的心情，常常很痛苦，是一個男人的憤怒反應，是他戰栗的感傷又被撒鹽加深時的憤怒反應。人生對他來說很乏味。他的人物並沒有鮮明的個性。他似乎並沒有像其他人那樣對它們很感興趣。也許這就是為什麽他能夠讓你覺得其筆下的人物彼此重疊，生疏地摸索著相互融合，以及對生命的神秘和徒勞的感覺，這些都賦予了他獨特的品質。這種品質他的後繼者們已經無從記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