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很少為作家提供現成的故事。事實實際上往往非常乏味。基於事實的聯想可以激發作家的想象力，但也容易使其成為權威，這對創作隻會是有害而無益的。在《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中可以找到這種情形的經典事例。《紅與黑》是一部非常偉大的小說，但人們一般都認為其結局並不令人滿意。原因不難發現。司湯達從一個當時引起轟動的事件中得到了創作靈感：一位年輕的神學院學生殺死了一個對他不滿的女人，接受審判後被送上了斷頭台。但司湯達在他的主人公於連·索雷爾（Julien Sorel）身上，融入了大量的自我，而且不僅僅是他自己，還加入了他想成為卻不幸地意識到自己並未成為的樣子。他創造了一個最有趣的小說人物之一，並且他用全書四分之三的篇幅，讓於連的行為看起來具有連貫性和真實性。但隨後他發現自己被迫又回到了曾激發他靈感的事實中。他隻能通過使小說主人公的行為與其性格和智力不協調來做到這一點。這樣的反差會令人非常震撼，以至於你不再對其信以為真，而當你不相信一部小說時，你就不再被它吸引了。其中的教訓是，如果這些事實與你小說中的人物邏輯相悖，你必須有勇氣把它們拋棄。我不知道司湯達本應該如何寫小說結尾。但我認為，找到一個比他所選的更令人掃興的結尾，恐怕會很難。
我被指責是因為我基於現實中的人來塑造我的人物，從我所讀過的評論中，人們可能會認為，沒有人曾經這樣做過。這根本說不通。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從文學初始，作家就擁有他們進行創作的生活原型。我相信，學者們是發現了佩特羅尼烏斯（Petronius）筆下的特裏馬喬（Trimalchio）的原型是一位富裕的貪吃者，還有莎士比亞的學生也發現了《亨利四世》中賈斯迪斯·沙洛先生（Mr.Justice Shallow）的原型。非常善良、正直的司各特（Scott）在一本書中把父親描繪得尖酸刻薄，而在另一本書中，由於歲月已經磨去了他的粗糙，父親的形象則令人愉快。司湯達（Stendhal）在他的一份手稿中寫下了那些帶給他創作靈感的人物的名字。我們都知道，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David Copperfield）中的米考伯先生（Mr. Micawber）身上有其父親的影子，而《荒涼山莊》（Bleak House）中哈羅德·斯基波（Harold Skimpole）的身上，人們則可以看到利·亨特（Leigh Hunt）的影子。屠格涅夫（Turgenev）表示他根本無法創造出一個人物，除非從一開始，他的想象力就基於一個活生生的人。我懷疑那些否認他們利用真實的人物作為創作原型的作家欺騙了自己（這並非不可能，因為你無須太聰明就可以成為一個非常好的小說家），或者說是欺騙了我們。當他們說實話並且事實上心中並沒有特定的原型時，我想，人們會發現，他們創造的角色應該歸功於他們的記憶，而不是其創作本能。有多少次我們遇到了換了名字和裝扮的達達尼昂（d’Artagnan）、普勞迪夫人（Mrs.Proudie）、阿奇迪肯·格蘭特裏（Archdeacon Grantley）、簡·愛（Jane Eyre）和傑羅姆·科尼亞德（Jerome Coignard）！我應該說，從現實生活模型中塑造人物的做法不僅是普遍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不明白為什麽會有作家對此感到羞於啟齒。正如屠格涅夫（Turgenev）所說的，隻有你心中有一個明確的人，你才能為自己的作品賦予活力和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