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批評家說我很野蠻；我三十多歲的時候，他們說我輕率；我四十多歲的時候，他們說我憤世嫉俗；我五十多歲的時候，他們說我能幹；現在我六十多歲了，他們說我膚淺。我按照自己製訂的路線走，努力用我的作品來填補充實我所尋找到的模式。我認為那些不讀評論的作者是不明智的。訓練自己不受責難和褒揚的影響，寵辱不驚，是很有益的。當然，當一個人發現自己被視為天才時，聳聳肩是很容易的；但當一個人被視為傻瓜時，就不那麽容易無動於衷了。批評的曆史表明，當代的批評是容易犯錯的。決定作者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考慮它，在多大程度上忽略它，這是一個很好的觀點。由於批評家的觀點五花八門，作者很難對自己的優點得出任何結論。在英國，存在一種輕視小說的自然傾向。不知名的政客的自傳、皇家名妓的生活將會受到嚴肅的批判性討論。而六七部小說將會放在一起，由某位書評家評論，而這位書評家關注的常常是以犧牲小說為代價的娛人取樂。事實很簡單，英國人對信息作品比對藝術作品更感興趣。這使得小說家很難從對他作品的批評中得到任何對他自身發展有益的東西。
本世紀，我們還沒有遇到過像聖伯夫（Sainte-Beuve）、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甚至布呂納介（Brunetiere）這種層次的批評家。這對英國文學界來說，是一個巨大的不幸。誠然，這樣的批評家不會過多地關注當下的文學，如果可以讓我提到的三位批評家來評判，即使他們關注了當代文學，對當代作家也不會有什麽直接的幫助。因為，正如我們所知，聖伯夫（Sainte-Beuve）過於豔羨他所追求的一種成功形式，但卻從未實現過，以至於不能客觀地對待與他同時代的人。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在與他那個時代的法國作家打交道時，他的品位是如此之差，以至於沒有理由認為，如果他來研究英國作家，他的品位會更好。布呂納介（Brunetiere）不夠寬容，他以嚴格硬性的規則來衡量作家，對於那些懷有他不認可的目標的作家，他看不到他們的優點。他的人格力量給了他一種影響力——他的天賦無法保證賦予的影響力。盡管如此，作家受益於一個對文學高度關注的批評家。即使他們對他不滿，他們也可能由於對立情緒的刺激，對自己的目標有一個更明確的定義。他能在他們身上激起一陣興奮，使他們更加自覺地努力，而他的榜樣也促使他們更加嚴肅認真地對待自己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