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於畫，還是一個正在虔誠探求的人。因為如此，才敢**裸地報告和檢討關於我的畫的一切，希求諸高明的教正。
在中國畫史上，敘述自己的畫，大約始於六朝。宋宗炳的《畫山水序》、王微的《敘畫》、謝莊的《畫琴帖序》都是畫家攄述他對於畫的感想或意見。唐宋以後，畫家因注重技法的研究，遂變成了另一種風度，認為畫是“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東西。所謂“性靈”，所謂“意境”，所謂“胸中丘壑”，今日看來，乃是容易使人渺茫的煙幕。有人說，近世紀的中國畫，大半都中了這類毒素。重技法而遠離自然，重傳統而忽視自己，強理日促，藩籬日厚，相沿成習，焉得不日漸僵化。
中國畫需要“變”毫無疑問，但問題端在如何變。我比較喜歡寫山水，山水在宋以後壁壘最為森嚴，“南宗”“北宗”固是山水畫家得意門徑，而北苑、大癡、石田、苦瓜，也有不少的人自承遙接衣缽。你要畫山水，無論你向著何處走，那裏必有既堅且固的係統在等候著，你想不安現狀，努力向上一衝，可斷言當你剛起步時，便有一種東西把你摔倒！這是說，在山水上想變，是如何困難的事情。
然而自另一觀點看，畫是不能不變的，時代、思想、材料、工具，都間接或直接地予以激**。宋明不亡，至少不會有吳仲圭、倪雲林、石濤、八大山人諸大家，涇縣及其附近的宣紙不發達，水墨畫的**不至崛起萬狀，把重著色的絹布之類打得一蹶不振，可見畫的本身隨時隨地都在變而且不得不變。由此以觀，青綠、水墨，士夫，院體，是畫的變，即同一傳統或師承也各有各的麵目與境界。“四王”都標榜大癡，但“四王”還是“四王”；王原祁雖口口聲聲地“大父奉常公”，究竟沒有什麽“奉常”的氣息。實在，除非高度的複製術，不會有兩張以上不變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