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太監之下，便是皇族、官吏和紳士。明代是以八股文取士的，人們隻要認得字，湊上幾段濫調，便很容易從平民而躍登特殊階級，加入仕紳的集團，文理不通的隻要花一點錢捐一個監生，也可仗著這頭銜，不受普通人所受的約束，翻轉頭來去剝削他從前所隸屬的階級。他們不但沒有普通農民被派定的負擔，並且可以利用他們的地位做種種違法的事，小自耕農受不了賦稅的征索，除了逃亡以外，便隻能投靠在仕紳階級門下做佃戶，借他們做護符來避免賦役。往往一個窮無立錐的八股作家，一旦得了科名，便立地變成田主，農民除了中央政府、地方官吏的兩重負擔外，還需做就地豪紳的俎上魚肉。這般科舉中人一做了官，氣焰更是囂張，連國法也奈何不了他們。《明史·楊士奇傳》：“士奇子稷居鄉，嚐橫暴殺人，言官交劾，朝廷不加法，以其章示士奇。又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乃下之理。”《梁儲傳》：“儲子次攄為錦衣百戶，居家與富民楊端爭民田，端殺田主，次攄遂滅端家二百餘人。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立功。”宰相的兒子殺人縱虐，都非政府所能幹涉。楊端用大地主的地位殺小田主，梁次攄以大紳士的地位殺兩百多人，大不了的罪名也隻是充軍。《姬文允傳》：“白蓮賊徐鴻儒薄藤縣，民什九從亂。知縣姬文允徒步叫號，驅吏卒登陴不滿三百，望賊輒走，存者才數十。問何故從賊？曰：禍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綏巡撫董國光子也，居鄉貪暴，民不聊生。”王應熊做了宰相，其弟王應熙在鄉作惡的罪狀至四百八十餘條，贓銀一百七十餘萬。溫體仁、唐世濟的族人甚至做盜，為盜奧主。土豪湯一泰倚從子湯賓尹之勢，至強奪已字之女，逼之至死。戴澳做順天府丞，其家便怙勢不肯輸賦。茅坤的家人也倚仗主勢橫行鄉裏。陳於泰、陳於鼎兄弟的在鄉作惡，致引起民變。勳貴戚臣甚至惟意所欲，強奪民田，弘治間外戚王源令其家奴別立四至，占奪民產至二千二百餘頃。嘉靖中泰和伯陳萬言奏乞莊田，帝以八百頃給之，巡撫劉麟、禦史任洛複言不宜奪民地，勿聽。武定侯郭玹奪河間民田廬，又奪天津屯田千畝。潞簡王莊田多至四萬頃。